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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被叛徒出卖经过
作者：殷育文
一代英杰喋血沙子岗
蒋介石既爱惜邓演达的才华，又感到对其独裁统治的莫大威胁，正处于“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状态时，一些嫉恨邓的人纷纷进言，置邓于死地。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胡宗南等一些黄埔一期学生联名向蒋呈诉“如果校长不除邓演达，我们的兵也就带不成了”。蒋介石的主要谋士戴季陶更是恶恨恨地对蒋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蒋介石还从邓演达与陈铭枢来往的密信中发现：陈曾对邓建议，蒋要他从江西南下广东，他准备乘虚进军东江，到时以武力调停宁粤冲突，请邓演达、宋庆龄出面主持大计。这些都触中蒋的大忌。蒋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因此，在下野前夕，秘密杀害邓演达。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四周静悄悄的，几辆蒙着窗纱的黑色轿车从紫金山麓的一所茅屋开出来，向南京城东疾驶。车上，蒋介石侍卫长王世
和和几名卫兵押着邓演达。车到麒麟门外沙子岗，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下来检查了一下车说：“抛锚了，你们先下来吧。”
邓演达因为被告知是移居汤山，所以就从容地走下车来，在朦胧的夜色中呼吸着近郊的新鲜空气。突然，他的背后射出了罪恶的子弹，一代英杰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时年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透露出来。在上海的宋庆龄听到传闻，十分震惊，于12月14日到南京见蒋介石，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十分尴尬，默不作声。宋盯着蒋紧追不舍：“如果你觉得在这时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谈。”在宋一再追问下，蒋见搪塞不过，最后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说完逃到楼上去了。宋庆龄非常愤怒，斥责蒋介石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并于20日在上海《申报》发表反蒋通电，说蒋“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的骨干，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20年后陈敬斋被捕
邓演达被捕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知道是陈敬斋出卖邓的，决定除掉这个叛徒，曾派人到江西景德镇行刺未果。1935年临委改称中华民主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农工民主党（亦说1942年改称农工民主党）。尽管两改其名，但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历史。解放后，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庆典活动、开完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后，就把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请公安部发布通缉令，另一方面指示农工民主党江西负责人尽快找到陈的行踪线索。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通报陈敬斋在景德镇的行踪，并令赴京汇报的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陈其勋速回南昌，协助当地公安部门执行逮捕陈敬斋的任务。陈回到南昌后，同江西省民盟常委向法宜一道，经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的介绍，赶赴浮梁行署公安处。在此之前，王卓超已接到罗瑞卿的电报，要求浮梁行署公安处长田平尽快查到陈的下落。
1950年3月7日，陈其勋、向法宜赶到浮梁时，行署公安处已侦察半个多月，没有发现陈的下落。于是查阅户口册，这才发现，陈敬斋已改名陈福林，在浮梁县城青峰岭5号开设利兴福瓷厂。第二天下午2时，公安人员终于将陈敬斋逮捕归案。20年前，陈敬斋是在邓演达被捕的当晚去南京，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中统特务头子叶秀峰那里领取“奖金”一万元。因要求资送出国未被允许，遂潜回景德镇，从此不露面，不活动，居然平安地过了20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解放，就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3月24日，陈敬斋被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厅与省农工民主党共同审理此案。但终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遗案，加上认识上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审讯工作进展缓慢，引起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的焦虑，只好将此案直接呈报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过问，叛徒终受严惩
1950年3月31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及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李世璋和王枕心、王平秋、麦朝枢、庄明远，以当事人的身份，联名函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陈述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要求对“此种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当天，周恩来看到呈文，立即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当天深夜，一份急电从北京传到南昌，中央办公厅要求江西省委：“谋害邓演达之案犯陈敬斋，如已转解南昌，请告该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
中共江西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并请省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廖少仪配合。但在审理中又出现新的问题。陈敬斋从被捕时起，知道难逃法网，虽承认出卖邓演达，但为了减轻罪责，一口咬定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枕心指使他干的，并编造了情节，故意把案情搞乱，企图蒙混过关。看来不熟悉这段历史，不掌握确凿的证据，一时很难结案。农工民主党中央一方面积极取证，一方面同公安部商定，将陈敬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农工民主党中央配合。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厅派处长宋达生亲自押送陈敬斋到京。
陈敬斋被捕后，在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关注案情的进展。4月15日，与邓演达同时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送来一份证明材料，为搞清案情提供了重要依据。6月16日，当年在上海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正副
总指挥、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蔡廷锴，致函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查陈敬斋谋害邓演达先生，罪恶绝无可宽，理应要求政府，早正典刑。”7月27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将此函转抄给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公安部通过内查外调，在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点，最后提审陈敬斋。在事实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事实，供称：“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公安部于10月结案，并将结案简报一份送农工民主党中央，提请对案犯处理意见。罗瑞卿将结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示，邓演达应如革命烈士对待。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由政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立一新碑，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1950年11月，公安部将此案转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审理。1951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查署同北京市人民检查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起诉。6月19日军法处判处陈敬斋死刑，执行枪决。出卖邓演达的陈敬斋终于受到应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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