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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作者：石仲泉
中央《决定》的锋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向谁的。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坚持团结的方针。为了做团结工作，朱德与张国焘有过彻夜长谈。朱德强调，不要怕蒋介石派来的10万大军，我们加起来也有10万兵马。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可以去夺取松潘地区，打开北进道路。张国焘与毛泽东是与会仅有的两位参加过党的创立的一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就没见过面。照理讲，两人见面后，应当开怀畅叙一番。但事实并非如此。张国焘对毛泽东尽管表现的很热情，又是见面拥抱，又是谈笑风生，但两人始终话不投机，面和心不和。尽管如此，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仍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这为解决两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小金的同志讲：两河口会议进行了三天。其间，张国焘有一些不正大光明的活动。比如，他询问周恩来，打听一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周恩来答道，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他一听，脸色沉了下来。这对他的野心膨胀起了作用。他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拥兵自重，想当头头。他还设宴款待聂荣臻和彭德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军团、三军团补充部队。这两个团实际相当于两个营，一千人左右。聂老总听后，脑子里开始打转转。张国焘还派秘书给彭老总“慰劳”，又是牛肉干，又是大米，还有二三百元大洋，然后打听会理会议情况，挑拨中央领导关系。彭老总说：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中央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陆续离开两河口。张国焘在从两河口返回茂县后，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在考察中，我一直在思索，应当怎样对张国焘在这一段的活动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走了，看了，不少书也讲了，造成当时的局面，毫无疑问，张国焘本人的状况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两个人的一些言论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这里，就张国焘而言，他的一系列非组织的、不正大光明的活动，主要有这样几件：
一是阳奉阴违，不传达甚至封锁中央会议精神。张国焘在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先去了徐向前的前线指挥驻地。徐向前没有参加中央会议，张国焘本应详细传达会议精神。但是，徐向前一再询问情况，他都不愿多谈。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张国焘只是讲，中央红军减员很大，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差不多。中央意见要北出松潘，进军甘南，张意还是先取川西南。徐向前讲了自己意见，认为南下不比北上的困难小。张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下意见。7月上旬，中央派出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驻地，一方面进行慰问，一方面宣传中央会议精神。慰问团有参加了中央会议的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张闻讯后赶来限制慰问团行动，对慰问团实行封锁。
二是借题发挥作文章，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凯丰在中央红军的报上曾发表文章，批评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一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就质问过张闻天。张闻天没有正面回答，免得陷入次要问题的纠缠，干扰主要问题的讨论，这样处理是对的。“联邦”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党对“联邦”问题的认识发生过变化，不是简单地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凯丰的文章有毛病。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确有自己的打算。但当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时，许多干部还不了解他的企图时，过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只会将问题搞复杂化。张国焘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回到茂县后，专门召开中共西北特委常委会议，制造舆论。他强调：过去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从川陕根据地撤出也是对的；肃反路线是正确的；特委对政权问题的认识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不知情况的同志，在他的煽动下，以中共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明确表态，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他不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后来，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能形成气候，与他长期制造的舆论有密切关系。
三是散布错误言论，离间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徐向前回忆说：凯丰、博古他们，曾指责四方面军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之类。张国焘对他们进行批评，这是应当的。但是，张国焘还将他们那些错误的话在下面大肆散布。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可能去作深入分析。这样，不断激起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反感情绪，而且对领导层也有影响。徐向前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他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个说法是公正的。
四是按兵不动，公然向中央要权。张国焘在回到茂县后，并没有按照《决定》和作战计划马上出兵当先锋。在中央慰问团到达四方面军总部后，他当即向李富春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此事未告徐，徐不知道），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告中央。随后，四方面军一部出兵毛儿盖，张国焘致电中央，借口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须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7月中旬，又由陈昌浩出面，接连两电,要求“指挥统一”，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声称“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其司马昭之心，已很清楚。张国焘要攫取更大权力。
张国焘的这些活动，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不知道。特别是他所用的那些心机，即使参与其事的人也不一定都了解。
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来说，这只是他分裂闹剧的一个序幕。随着其野心的膨胀，这个闹剧愈演愈烈。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谁也没想到，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党内危机却严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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