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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作者：石仲泉
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每次会议都有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可以将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的会议。第一个系列会议，是前面所讲的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地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会议，是从本文所要讲的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约有7次。这些会议，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系列会议，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至到达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
两河口会前：战略方针有分歧
两河口位于小金县城以北，目前为两河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七十多公里。它以驻地位于两条河的交汇处而得名。这个乡是小金土地面积最大的乡，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乾隆出兵金川时曾在此屯兵。这里有一个供奉三国关羽的关帝庙，当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史称“两河口会议”的会址。目前正在修复。我们去考察时，这里正在紧张施工。“文革”时，庙后山坡上建有那个时期盛行的毛泽东雕像，保存完好。这是我们的雪山草地之行所见到的唯一一尊。
还是聚焦到当年两河口会议的历史上来吧。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小金休整三天后，即沿河向两河口进发。正如李先念在回忆中所说，他向毛泽东汇报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川西北地区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在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时，根据对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初步决定放弃过去制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月16日，即翻越夹金山前一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大体相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
中央的这个思想与李先念汇报的想法相同，故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频频点头。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也是这个想法。在看到中央电令后，他认为：“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但是，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却是另外的想法。他们未与徐向前商量，却以他们三人名义在6月17日复电中央，强调向北、向东发展的困难说：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有准备，不易通过；地形给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向岷江以东发展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他们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这是一个与中共中央不一样的战略方针。
面对两种战略方针的分歧，已到小金的中共中央不断致电张国焘交换意见。经多次往返说明仍不能统一认识后，中央提出，若抛弃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改向别处发展，这关系全局，要认真讨论；张国焘应立即赶来中央，以便商决一切。为了弥合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6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次日，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定调”的，也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两河口会上：含而不露的首次交锋
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今理县）的猛固沟来到两河口。小金县委的同志讲：他们听老人们说过，为了迎接张国焘（那时村里人听说叫“张主席”），先来的红军在墙上刷了标语，红旗上写了欢迎口号，蛮隆重的。那天下着雨，毛主席他们在村外的帐篷里等着。到下午快烧晚饭时，看到远处有一队骑兵过来，一匹大白马上骑着一个很富态的白白略胖的大个子，这就是张国焘。跟他来的是护送的骑兵排，个个都很精神。那时这里住着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部队。穿得好的、整齐的，是四方面军的。穿得不好的、有的甚至破衣烂衫的，是一方面军的。这个反差很明显。他们讲的这个情况，我过去就听说过，但也听有的同志说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我姑妄听之。回北京后，翻阅《杨尚昆回忆录》，还真是那么回事。杨尚昆说：四方面军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川北，5月初，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干部的每人背篓里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中央红军到懋功时还剩两万多人，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指三军团——引者）连一个菜盒子都没有”。看了这段叙述，再回想在小金县城新修的广场上那一尊两军会师的花岗岩雕像：即两个红军指战员紧握双手，表示会师。一个穿着整齐军装，代表四方面军；一个穿着氆氇毛坎肩，则代表一方面军。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话又说回来。在两河口，毛主席他们几十人是冒雨欢迎张国焘的到来。尽管雨下个不停，还开了个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朱总司令和张国焘都讲了话。那天大会的气氛很热烈。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关帝庙里召开扩大会议。有的材料说是喇嘛寺，我们去看了，现在正按关帝庙原样修复；我们询问了当地老人，也说是关帝庙，不是喇嘛庙。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列席会议的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分析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开辟新根据地的理由。他指出：在川陕甘那边，一是地域宽广，便利机动；松潘、理番、懋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狭路，敌人易封锁，我们不易反攻。二是群众基础好，人口较多，利于扩红；松潘、理番、懋功这一带，人口总共只20万，且为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扩红。三是经济条件好一些；这一带人稀粮缺，生活习惯不适应，其他物资也匮乏。因此，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松、理、懋这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陷在这里没有前途；必须迅速前进，去川陕甘地区，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他对周恩来讲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会师后的红军北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是，他强调了执行的许多困难。他说，向东打，受地势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松潘以北的情况还不清楚。向甘南发展于我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几个团，才能立稳。否则，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在他看来，如果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打那些川军是不成问题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五点意见。一是中央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去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两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是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才能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是我军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是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是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朱德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总的战略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个总方针应决定下来，迅速打下松潘，进占甘南，打败敌人，建立根据地。
与会的其他同志都发了言，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指出：中央提出的北上的战略方针，大家的意见既然一致，就应一致来实现。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松潘。那种避免战争的想法，是退却逃跑倾向，应尽力量克服困难去创造川陕甘苏区。他强调，会师后在组织上应该统一。
会议由周恩来作结论讲话后，与会全体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夺取甘南，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向甘南前进。《决定》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在红军会合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于是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即以川军一部90个团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27个团固守松潘、平武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川军另一部50个团，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中央军另两个纵队和一部集结成都东北和西南，进行策应。敌军的意图是对红军实行封锁和困饿。
基于对敌情的分析，《松潘战役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北进，一方面军组成左路军，四方面军分别组成中路军和右路军，分头北进。
张闻天夫人刘英担任这次会议记录。她对会议作了简明概括：“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存实力。”“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
为写这个两河口会议的争论，我翻了不少资料。但像刘英这样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者，不多见。她说的，可能不那么周全，但最本质的分歧，她一语道破了。一般读者也好把握。
两河口会下会后：张国焘另有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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