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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上）
作者：余焕椿
林彪、江青等却借此大做文章，把“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百万雄师”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予以解散。
7月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迎接。关锋当场布置人民日报写社论，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当时的宣传口径，新闻、言论、文章都要明确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等社论，都是王力、关锋亲自出题目、修改、签发，关锋亲笔在多处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字样。7月25日，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等出席，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声讨“7·20事件”，高呼“打倒陈再道”,对武汉军区施加巨大压力。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次大会，副题则由一系列极左口号组成：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揪军内一小撮”在“7·20事件”中喊得最响，乱军也达到了顶点。这个乱军口号是怎样提出来，并从军内喊到全国的呢？
1967年1月10日，王力、关锋借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机会，以研究报纸宣传的名义，找解放军报的唐平铸、胡痴开会，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思想“分析排队”，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首次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经过王力、关锋审改批发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说：“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1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把这一口号从全军推向了全国。
军中对林彪构成威胁的，都是些掌握实权而又不愿听命于他的将帅级人物。林彪将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即便是已无实权，但得人心者，也不放过。早在“文革”前夕，他就同江青一伙勾结，开始了乱军行动。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12月，在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策动对罗瑞卿的所谓“反党篡军的罪行”的揭发、批判，并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一切职务。
之后，他们又编造种种莫须有罪名陷害贺龙元帅。说他是罗瑞卿的后台，参与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等等，将这位久经沙场、身患重病的老帅搞得家破人亡。
在遭遇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两次惊心动魄的面对面的斗争之后，林、江集团感受到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胁，将这两场斗争诬为“二月逆流”，对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元帅批斗了半个多月，对军委各大机关、国防部和各大军区不断进行冲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更是无限上纲，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现在，他们抓住“7·20事件”大做文章，目的就是把“二月逆流”那几位元帅，作为“军内一小撮”，“靠红卫兵除之”（林彪语）。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已无军职，而且远离北京，在西南“负责”三线建设。1966年底，“中央文革”唆使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让北京卫戍区“监护”，伺机除去这个“障碍”。1967年7月12日，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下令批斗彭德怀，北京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便轮番揪斗，报刊也一哄而上，大造舆论。
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作了尽情发挥，矛头直指对林彪构成威胁的将帅。文章说：从组织上夺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斗争的结束”。“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识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各报紧跟其后，都发表了一系列打“死老虎”的文章，既为打倒刘少奇制造舆论，又为批判彭德怀、罗瑞卿鸣锣开道。
7月31日，建军4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用1、2、3整整三个版的篇幅，刊登4篇社论：《红旗》杂志第12期的两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和《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强的支柱》；《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些社论罗织大量“罪名”，把彭德怀、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队里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正式批判。社论诬蔑“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
8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巨幅照片，第二、三版刊登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第4、5、6、7、8版，整整5个版的篇幅，重新刊登了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写的文章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9版还破天荒刊登毛泽东与林彪两幅巨大照片。这一切安排，都是刻意突出林彪，用以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伙伴是林彪而不是别人。
8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开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时，有意删去决议中原有的“同志”二字，并配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同日，还转载《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和《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两报一刊”合力而动，齐声为批判彭德怀摇旗呐喊。
8月17日，《人民日报》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宣传军民欢呼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报道“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的文章。
8月27日，《人民日报》不放过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又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对彭德怀进行批判。至此，《人民日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总共刊登与“7·20事件”有关的“揪军内一小撮”新闻34条，评论22篇，文章11篇，为林、江一伙篡党乱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期间（8月10日），人民日报造反派还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的造反派，联合将彭德怀揪到报社进行批斗。会上，彭德怀正气凛然，即使受尽凌辱，也拒绝回答有关中央高层斗争的一些问题。这场所谓“彻底揭开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盖子”的批斗大会，纯粹是虚张声势，是对彭德怀精神与肉体的折磨。
正当“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舆论还没有来得及从已经失去权力的彭德怀、罗瑞卿转到仍在掌权的将帅身上，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为扭转乱军局面，维护军队的稳定，对《红旗》杂志第12期的两篇纪念建军节，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批了三个大字：“大毒草。”并针对社论说：“还我长城！”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报告中删去多处“揪军内一小撮”字句，批示：“不用。退林彪。”
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不满，使林彪、江青一伙陷入一片混乱。他们互相埋怨，互相推脱。叶群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原先是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康生、江青等在迎接王力从武汉回来时，都在天安门城楼带头喊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都不认账，把责任推给陈伯达，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内讧之后，江青担心一损俱损，忙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而把责任全推到次要人物、起草社论的王力、关锋身上，将他俩作为替罪羊。从此，王、关便从“中央文革小组”消失了。而那位在报社声称“同王力出去走了一趟，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的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负责人吴某，尚未来得及用他改变了的世界观来改造人民日报，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民日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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