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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上）
作者：余焕椿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报部门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10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来到人民日报社，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军事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已先期到达，随后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他们汇合。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单中，有王力、关锋、穆欣、杨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和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个名额，人选当时还未定，后来才知是鲁瑛和邵以华。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的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办报又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上班，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后，他办公室里贴过两张陈伯达亲笔书赠的条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名之家，鬼干其室”。据说陈伯达也送过一张条幅给胡痴，上曰：“伯达不达，胡痴不痴”。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伯达慢吞吞地走进会议室，对吴冷西和他的部下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
报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楼，总编辑办公室、总编室、评论组、值班室都集中在那里。事前，报社已为工作组人员腾出了两间大办公室，一间四十多平米的是总编辑吴冷西的，另一间小一点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的。会后，陈伯达走进为他准备的吴冷西那间，说“这么大，我不要”，转身又走了出来，进了胡绩伟那间小的。参与“6·1社论”起草、修改、定稿的人扎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工作组另一些人，则在大办公室里审阅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文章和版面。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并无什么特别变化。
“6·1社论”是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起草的。起草过程中，钱抵千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抵千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参加了修改，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大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无需作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下功夫。社论原题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认为题目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憾力和号召力，他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他称之为“旗帜鲜明”的社论。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刚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陈伯达要亲自控制的舆论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他警觉起来，感到舆论机关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突然掀起了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到五楼礼堂，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随后“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极具“号召力”的一张大字报
“6·1社论”后，连续五天，陈伯达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虽然只是评论员文章，在新闻评论规格上比社论低一级，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所及，都超过上述几篇社论。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大校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按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参与其间，刹时间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却慌了手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为避免火烧到自己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市委新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认为此刻非中央说话不可。
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定局，但尚未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不能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陈伯达急了，第三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还是不肯答应，陈说：“我们一块去。”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也无法推辞了。
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又亲自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变挂，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李雪峰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倒退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正当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陷入被动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呈送了大字报底稿。６月１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并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下午4时，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
毛泽东给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他们原先担心大字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心急如焚，逼着李雪峰去灭火，现在看到毛泽东支持，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摇身一变，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
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这天傍晚，他早早来到人民日报，向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布置起草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随即又带几个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去了。回报社后陈伯达一面看已经写好的评论草稿，一面向起草评论的人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火药味”。他对内容和文字未作大的修改。只作标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定署名：本报评论员。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攻击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学生愤怒地说，“不要盲从！”“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校园内又贴出一批新大字报。不仅北大学生感到意外，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
乱军行动：“揪军内一小撮”
进入1967年，“文革”形势更加严峻。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在没有文件和手续的情况下被打倒。接着，上海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行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效法。2月，国务院副总理和元帅们为阻止动乱蔓延，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抗争，结果被诬为“二月逆流”。年中，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8月，王力煽动外交夺权，外交工作失控，外交纠纷增多，终于22日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严重事件。
在这一系列非同寻常事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因为它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亲临武汉，坐镇武汉解决问题。
196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否正确问题上发生分歧：“百万雄师”拥护军区，认为“支左”正确；“工人总部”则要揪出武汉地区的“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矛头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双方矛盾日趋激烈，经常发生武斗。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工人总部”公开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冲击军区，绑架钟汉华，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当日，谢富治、王力也被周恩来从重庆召至武汉。一直随同谢富治、王力出巡云南、成都、重庆的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吴某也一同到达。
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做好两派组织工作，协商解决问题。
但是，谢富治、王力另有打算。7月18日，他们在送走周恩来后，马上驱车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王力说：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9日，“造反派”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为自己造势。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商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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