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
作者：孙 卓
谭延闿本与国民党有着密切关系，于是邀请了一批属于国民党系的人物，抵达长沙来“襄赞”湖南自治，也就是来提供意见与帮助的意思。其中有张继、吴稚晖、章太炎等。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案后，策动讨袁，遭袁世凯关押，深恨北洋政府之专权，这时候成了一个极端的地方分权论者。他不但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制度，而且主张中央仅保留一个虚设的政府，连国会也不必设，甚至外交问题都应经各省首脑副署方能生效。长沙的报界联合会，也请来一位国际级的重量人物，美国学者杜威。他当然赞成中国的联邦制应仿效美国，湖南不妨先制订一个临时省宪作为全国的榜样。
要有一部省宪法，这点大家都同意，可由哪个机构来讨论产生，却是争议的焦点。章太炎反对由省议会制宪，因为那样代表性不够广泛，可他也不赞成由人民直接制宪，他认为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他建议由全省七十多个县议会，再加上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及各社会团体共同制宪。而省议会自然不甘放弃主导制宪的权力，力主要由自己召集制宪会议。在北京的熊希龄也来凑热闹，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湘，将一份《湖南省自治大纲》印刷很多份，分送省内各界要人，作为研究自治法的蓝本，同时召集全省各界名流四十余人，筹备召开自治会议。谭延闿眼看着要“艄公多了打烂船”，赶紧在9月中旬在湘军司令部以私人名义召集了第一次自治会议，与会者计三十余人，议定由省政府指派十个人，再由省议会推举11人，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宪工作。可社会上一得知此讯，立刻舆论大哗，坚决反对制定省宪由官绅包办。省议会方面见风使舵，也转而反对上述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主张由全体省民推举制宪委员，组成代表广泛民意的宪草委员会，显然是受了《大公报》毛、龙方案的影响。谭延闿没想到省议会会出面反对，只得致函议会，表示同意将起草省宪的事务交由省民宪法会议来解决，惟应如何召集组织，只能交给省议会这个立法机关负责主持。这样一来，原定由省政府与省议会合制宪草，就变成了全由省议会独家出面打理了。
省议会争到制宪主导权，却马上又陷入了内部的意见分歧之中。有人说，在搞省自治之前，先应恢复县自治，而且要完善一套县自治草案，再在县自治的基础上进而议省自治问题；有人大批特批熊希龄的《自治法大纲》，并拟出了自己的长达上百条的省宪草案。省议会勉强协调，召集专题会议一次，推举出11人为理事，负责研究草案条例。但这时社会上的舆论更进一步转为对省议会的不信任，指出此届议会任期已满，在法理上已经失去民意代表的效力。谭延闿不是个性格强悍的人，凡事总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曾被讥为“混”型政客，他自己反自嘲说“混之用大矣哉”。他原来以为这难办之事已有省议会代庖了，正乐得躲个清静，没想到又横生此枝节，正在不知所措之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在“双十”国庆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大游行。省会的三十多家团体联名向省政府递交了“敦促尽速制宪”的请愿书，指责政府和议会“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要求由人民直接制宪。
谭延闿宣布自治，进而要制定省宪法，为的是造成湘人治湘的局面，为自己披上一层法理的铠甲，使南北两个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强势集团不能轻易染指湘境，也就是主要以“攘外”为目的。可他没想到的是，此议一开，众说纷纭，各种看法和政见互为抵牾，湖南内部矛盾大爆发，使他穷于应付，“安内”尚且不暇，甚至似乎比“攘外”还难！事情延宕到当年的10月份，湖南内部仍是莫衷一是，在北京的熊希龄看着着急，发来通电劝告湖南乡亲们，说：“……今当吾湘粗定，南北政府均无能力干涉之时，大好机会，倘不利用，迨至事过境迁，或推代表请愿于中央，而中央不理，甚至求见当道而不可得，或集公民开会于地方，而地方不准，甚至结社出版而不可行，吞声忍泣，虽悔莫追……切望诸公注重根本，迅劝各界互相容让，速告成功，方合民族自决之精神，免贻再误桑梓之大罪，同心协力，是在诸公。”他这番话实有所指，因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桂系失势后，陆荣廷已出现投向北洋方面的迹象，而段祺瑞正欲利用此一对己有利之形势，发动南征而“统一”全国。谭延闿也知时不我待，赶紧向全省各县发出电报，征求对省议会拟定的宪法会议组织法的意见，以便迅速确立湖南的自治地位，作为对北京政府刚刚颁发的“统一令”的抵制。可他没想到，后院先已失火——湘军内部发生了兵变！
几个月前的驱逐张敬尧战役，乃是湘军几个派别联合行动的成果，可谭延闿当上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属于他一派的人物自然多占据要位，而赵恒惕、程潜两派的军人就暗存不服心理。这种心理又被一直想要北伐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所利用。孙中山为扫清北伐进军路线上的障碍，暗派周震鳞到湖南策动程、赵派军人，干扰谭延闿的自治进程。程派军人终于发起兵变，先在平江以索要欠饷的名义枪杀谭延闿亲信，继而有李仲麟调动军队，喊出“除宵小，清君侧”的口号，实则对谭延闿形成逼宫之势。谭延闿为了稳住赵派，宣布将湘军总司令的头衔让给赵恒惕，可赵却堂而皇之地说，公职岂可“私相授受”，硬是逼得谭延闿召开全省军政要员扩大会议，公开让职于赵，赵才接受下来。
谭延闿知道立宪以自保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知趣地自下台阶，又将省长之位让给了民政长林支宇，然后离湘出走，去了上海，寓居观风以待时机。他后来的行为果然说明，政治人物之间没有永远的敌友之分：正是策动推翻谭延闿的周震鳞，引荐他反投入孙中山的北伐阵营，谭即宣布放弃“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服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便使谭谋湖南自治其实不过是出于自保自固，而非真有此种政治理想的真相暴露无遗。
城下之盟逼出个省宪法
谭去赵代，湖南换了一朝“天子”，可夹在南北势力间的危殆地理位置不会改变，赵恒惕仍要面对“攘外”的难题。所以他宣称“继承谭公未竟之志”，继续推行制定省宪，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程派的军官李仲麟等并不给赵面子，继续凭武力闹饷，不听新任湘军总司令的命令。可赵恒惕却不是谭延闿那样的性格，加上他本来手中掌握的军力就强于谭，于是立刻以铁腕镇压哗变，杀了李仲麟一干人等，将程派彻底粉碎。至此湘军一统于赵，已不再有谭、程二派的地位。赵恒惕先解决了武装方面的“安内”问题，接着在文治方面施展手段，要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制宪问题。他操纵代省长林支宇的省政府，与自己控制的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协议定下“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谭延闿在位时，社会上攻击他的人说他是“官绅包办”制宪，而这时赵恒惕干脆来了个“军人干政”，却没有谁敢再出来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