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电影《海霞》的曲折历程
作者：刘守华
他们的建议与国家领导人的考虑不谋而合。1972年7月，毛泽东针对“戏剧、文艺作品少了”的现状进行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文化组作出决定，抓剧本创作，恢复故事片生产。
谢铁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创作热情很高。他认真、谨慎地选择拍摄题材，最后把目标锁定为南京军区部队作家黎汝清创作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这部作品以“女民兵英雄汪月霞”的故事为原型创作，表现了海岛女民兵苦练本领、保卫祖国的事迹。剧本很快就完成了。在上报军宣队获得批准后，名为《海霞》的故事片被正式纳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拍摄计划中。
1972年夏天，谢铁骊着手组建班子：挑选了刚刚从干校回厂的王好为任副导演，请来老搭档钱江担任摄影，在全国范围选演员，找外景地。
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畅，创作人员个个踌躇满志。但是摄制组的成员没有想到，谢铁骊也没有想到，一部普普通通的故事片，从拍摄到公映竟是那样的命途多舛，会惊动如此多的上层领导，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卷入到了政治纷争之中。
拍摄中三易导演
1972年8月，正当谢铁骊一行兴致勃勃地从东南沿海体验生活、采景后返回北京时，“首长”的“钦定”让谢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渴望多年的故事片拍摄。江青让谢和钱江一起去重拍样板戏《海港》。临行前，谢嘱咐王好为、陈强等人继续挑选、培训演员，寻找外景地，为日后投拍做准备。
重拍《海港》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谢铁骊原打算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再重续拍摄故事片的旧梦，何曾想拖到1973年4月才算交差。这时北影方面，演员、摄制人员已基本到位，万事俱备，只等主帅。但是这一次《海霞》尚未开拍，江青的新命令又下来了。她让谢、钱两人马上去拍摄样板戏《杜鹃山》。
临阵易帅。谢导演将目标锁定在刚从干校回来的著名导演凌子风身上。凌子风也是多年未曾拍片，对这一机会十分珍惜。他很快就率领摄制组人员浩浩荡荡开赴广东汕头外景地。这时已进入1973年初冬，尽管气候、设备都不甚理想，但拍摄工作还是快速进行，短短的半个月就拍了不少戏。按照惯例，凌子风派王好为携底片回京冲洗、送审。样片很不理想，《海霞》被下令停拍，摄制组全部撤回北京。
影片的拍摄再一次搁浅。不久，谢、钱拍摄的《杜鹃山》大功告成。此时作为北影厂一把手的谢铁骊虽然行政事务缠身，没有条件和精力亲自登船掌舵，但他却有能力让搁浅的《海霞》重新起航。于是他请钱江担任《海霞》的导演兼摄影，陈怀皑和王好为任联合导演，王兆麟和李晨声任联合摄影。就这样，《海霞》历经波折，终于艰难地出港了。
修改中纷争不断
从酝酿到拍摄，前后走过了近三年的路程，1975年元旦，彩色故事片《海霞》的后期制作终于完成。然而，文化部的几位领导连审两天，挑出了几十条毛病，宣布影片有严重问题，责令退回北影认真修改。
在《海霞》送审之前，尽管主创人员也感到影片在艺术水准上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通过审查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审查结果却是：问题严重，责令修改。文化部领导对影片的负面评价都是致命的：影片表现的主题思想不明确，人物塑造上没有按“三突出”的标准安排一号人物和其他人物的关系，影片结构松散等等。
为了加大影片审查通过的成功率，摄制组筛选了多个修改方案，奋战一个多月，修改一百多个镜头，完成了《海霞》的第二稿。修改后的片子送上去，这一回文化部的领导虽然没有大动干戈，却来个置之不理。
至此，关于《海霞》的第一次纷争还未结束，接踵而至的第二次纷争又使这部影片卷入到政治旋涡中，搅起了超越艺术范畴的纷争波澜。
事情的起因缘于一位在中南海为领导放映电影的年轻人的好意。1975年，临近春节，这位放映员听说北影新近完成了一部故事片《海霞》很不错，就借过来想为手术后的周总理调剂一下生活。就这样，这部片子先后被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耿飚等领导人调看过，得到肯定，建议上映。同时片子也在总参谋部放映了多场，传看过程中从上到下好评如潮。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片子尚未审查通过，却先刮起了影片热。文化部领导这回坐不住了，他们怀疑是摄制组别有用心，用中央领导来压文化部。他们查封了这部影片的底片和样片，给该片扣上了“黑线回潮代表作”的帽子，还派工人调查组进驻北影，调查背景，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一部普通的故事片就这样掉进了政治旋涡之中。
审查中惊动中央
1975年6月15日，《海霞》再次送文化部审查，结果仍然是不予通过。谢铁骊忍无可忍，决定上书江青，讨个说法。
谢铁骊让李晨声起草上告信，陈述《海霞》几次送审情况及摄制组的苦衷，希望“首长”能主持公道，给予帮助和指示。信由谢铁骊、钱江签名后呈送。这封信江青批示后最终还是转交到文化部处理。文化部由此对谢、钱的嫉恨更进了一层。
上告归上告，主创人员内心还是希望《海霞》能够经过修改顺利通过审查，尽早与观众见面。所以摄制组的修改工作始终没有停止。1975年6月22日，《海霞》的第三稿又送到文化部。此时文化部领导对影片内容的修改已经不感兴趣，他们的关注点在于要将这部影片立为射击的靶子。他们要求影片按照未经修改的版本上映，参照文化部意见修改过的镜头一律不准用。
主创人员又一次被激怒了，大家商议再以谢、钱的名义给张春桥写一封信，让《海霞》以修改后的版本面市。但是“首长”的态度却是维持文化部的意见。此时文化部已经派人进驻北影厂，强行恢复原稿。与此同时在北影厂揭批《海霞》的行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形势愈加不利，谢铁骊想到了给周总理写信。1975年7月，他亲自起草申诉信，与钱江共同签名后呈送上去。虽然当时总理病已很重，没有看到此信，但这封信不久就被选登在国务院信访室编发的人民来信摘抄上，在政治局传阅。应该说这封信为《海霞》的解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让这部影片的命运真正出现转机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时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成员的邓力群，偶然的机会，他从王好为、李晨声那里听说了《海霞》的事。了解详情之后，他建议两位年轻人给毛主席写信，他负责呈送。王、李回厂后与好友、北影厂军代表惠宏安商量此事。三人觉得，以自己的名义写，人微言轻，不如以谢铁骊、钱江名义写效果更好。这个建议得到了谢、钱的认可。他们与邓力群一起商定主题，由李晨声、王好为、惠宏安执笔，又经过邓力群修改，完成了这封事关电影《海霞》命运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申诉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们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最近我们被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同志整得实在没有办法，才向您写这封信。
我们拍了一部表现海岛女民兵生活和战斗的故事片《海霞》，春节前拍完，送文化部审查，没有通过。于会泳等同志提出了几十条意见，作了全盘否定，批评我们违反了样板戏的“三突出”、“三陪衬”的创作原则，是严重的路线问题。按于会泳同志意见，《海霞》是无法修改的，只好入库报废。部领导让我们认真学习于会泳同志的批示，要我们检查创作思想，直至四月份才同意我们提出《海霞》在原基础上进行修改的方案。全厂职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补拍了一百多个镜头，于六月十五日再次送审，部领导看后仍不满意，认为某些戏的处理没有完全按照于会泳同志的意见改好，强调指出五处必须按部领导的意见修改，给我们下达了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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