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在美国找寻已逝历史证人的踪迹
作者：朱成山
在大卫·马吉家的惊喜
11月25日，是美国人的感恩节。
负责邀请我们来美国的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陈宪中和其太太罗苏漪，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位于纽约皇后区长岛的家中做客。陈家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全都赶回家来过节，我们生平第一次过上了美国人的“洋节”，品尝起肥大且烧烤得红红的火鸡肉，当然还有牛肉、鱼、南瓜、青菜、蘑菇等。
我们到纽约的目的，主要是访问当年南京红十字会会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要成员、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夫妇。因美国人特别看重感恩节和圣诞节，节日里只是家庭团聚，一般不邀请客人，我们只能在纽约等待，正好趁机与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朋友进行交流。在这里，还巧遇了本馆围墙上《劫难》、《屠杀》、《祭奠》三组浮雕的主要设计创作者钱大钧教授夫妇，这是我多年一直寻找未果的人物，又是南京老乡，双方均有“他乡遇知己”的感觉。
11月27日清晨，我们从下榻的新泽西饭店出发，去走访大卫·马吉的家。
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别墅区。大卫家住的是一幢建成于1857年的宽敞大别墅，房屋外墙上贴满了拳头般大小的鹅卵石，显得古朴自然。房前是一个花园，屋后是一片草地，绿地一直延伸到海边。从他家的客厅向外看，透过巨大的双层玻璃墙，一眼看见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偶有游船和渔船掠过，风景美若仙境。大卫夫妇告诉我们，他家已在这里住了30年。
大卫今年八十多岁，身板硬朗。因子女在外地工作。老俩口单独住在这里。我与大卫夫妇前年10月在南京相会，他们向本馆慷慨捐赠了保存近六十年之久的，其父约翰·马吉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日军暴行所用的16毫米家用摄影机，后又应我们的要求，回美国后寄赠了4盘当年的拷贝原件。去年，我馆派员来纽约征集资料时，曾造访大卫家，得到老俩口的热情接待，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此次，我是登门致谢，并看望两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想不到，这位半岁时随父母去南京，并在南京上了幼儿园、小学的“南京老人”，至今对南京感情很深，再次慷慨地将他家墙上挂着的，“民国二十三年（1948年）国民政府授予其父约翰·马吉的奖章（已失）证书”捐给我们。更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其太太捧出了两本厚厚的资料夹，我们惊喜地发现了“日军发给约翰·马吉先生的两张通行证（1938年5月—6月、1942年）”，虽然都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但至少可以验证，马吉当时的确长期留在南京（1938年后回美国几年，1942年再次返回南京至1951年）。此外，我还找到了马吉先生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出庭证，上面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犯和11国法官姓名和座位号（印、荷、加、美、英、澳、中、苏、法、新、菲），还有两封被马吉救助过的南京难民给马吉的感谢信，上贴有他俩（男女）照片和红十字底条。我们还发现了马吉先生1946年从日本横滨入境的护照，说明他的确曾赴日本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有几十年前约翰·马吉收藏的当时英文报纸，以及用打字机打印的英文书信等等。望着这一大堆新发现的史料，我们的兴奋溢于言表。陪同我们的陈宪中会长也说，我来马吉先生家有几十次，这些还是第一次看到。遗憾的是，大卫先生以还没有与家里人正式商量，没有取得全体家族的同意，以及有人要替他父亲写书为由，未能将这些宝贵的史料当场捐赠给我们。不过，老人爽快地答应先由陈宪中会长复印后，提供一套复制件给本馆研究。
告别大卫·马吉夫妇，已是下午1时30 分。我们驱车奔向耶鲁大学图书馆，去查询那里保存的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
“中国通”密涵瑞
11月30日，我们驱车至华盛顿郊外，去寻找当年留在南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密尔士牧师的大女儿——哈瑞特·密尔士。
哈瑞特·密尔士女士家住离华盛顿城约一个小时车程的郊外，一处风景如画的老年公寓内。两年前，她从密西根州搬到这个老人社区里来居住。这是一位个头高挑，约1.75米左右的瘦老太太，虽然已经84岁，仍着一件大红色的外套，人很健谈，说话风趣幽默，全没有老态龙钟的感觉，操着一口流利且标准的北京普通话，与我们交流起来完全没有障碍，谈话很快切入到正题。
她告诉我们，她的中国名字叫“密涵瑞”，是她的父亲密尔士给她起的。谈起她的父亲以及她自己与中国的往事，密涵瑞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流似的，顿时滔滔不绝。她说：“密尔斯生于1883年12月1日，后来加入了美国青年会，曾长期在中国生活，也去过日本。从1915年到北京，在那里生活了四年。1919年他到东京，1920年我在日本出生，几个月后，父母带着我到达中国的汉口，在那里生活了几年。1924年10月9日，我妹妹在汉口出生，取名马莉·密尔斯。1925年我们全家人回美国。1926年，我们全家又到南京，住了不久北伐战争打响。1927年3月24日，所有外国人被赶到上海，我们全家去日本小住，我在生病住院两个多月出院后，于当年秋天回上海，我在法租界上小学一年级。1928年我父亲只身一人回南京工作，1929年夏天我们全家人从上海搬往南京与父亲团聚，我在南京五台山美国人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刚开始时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只有16个同学，我的父母亲担任老师。1931至1932年，按惯例每6年时间要回美国一年，我们全家回美国一年，我也在纽约上了一年学。到1937年时，南京的学校差不多已有四十多个学生了，学校实行九年级制，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其中有一年时间回美国读书。我于1937年高中毕业，6月底回美国上大学。记得当时从上海坐船到旧金山，差不多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再花三天时间，从旧金山坐火车到达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在威士里女子大学学英语专业，与宋美龄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孔祥熙的二女儿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称她“孔二小姐”。1941年6月，我在这所学校毕业。”
从密涵瑞的自述中，我掐指帮她算了一下时间，从1920年出生，到1937年她回美国上大学，17年中在中国居住时间达15年，在美国只有两年，中国才是她真正的故乡，难怪她对中国人如此有感情，难怪她的中国话至今仍说的那么好。
说起南京大屠杀，她说：当时母亲带着妹妹回到美国，父亲只身一人留在南京。“我父亲和贝茨请拉贝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因为拉贝是德国人，与德国是同盟国，由拉贝出面保护中国难民能行得通。拉贝答应了我父亲和贝茨等人的请求。拉贝的确是个好人，在当时安全区委员会中，最主要的人是拉贝，如果不是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要被日本军人杀掉，我父亲、马吉、贝茨、麦卡伦、史迈士等也为保护中国人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比不上拉贝。我与拉贝一家很熟悉，拉贝这个人智慧、幽默、待人热情。战后，我父亲一直想见到他，但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我也打算去德国见拉贝的女儿，但一直未能成行，现在成为遗憾。”
密涵瑞还回忆到他父亲遭日本人迫害的经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后，身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也遭到了日本人的迫害。她的父亲被日本人关进上海集中营，差不多两年时间，受到许多的虐待，例如，日本人故意将米饭里掺进碎玻璃渣，让你一边吃，一边挑，一顿饭要吃很长时间，饭全凉了。她父亲由于在监狱里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体质严重损伤。1943年12月1日，她父亲被交换回美国。她父亲身高6英呎一吋（1.85米左右），交换时体重只有96磅（八十多斤）。但他心在中国，九个月后，又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当时他回不了南京，南京被日本人占领了，只能回到重庆。1945年8月又到上海，直到1947年2月，他因身体状况欠佳，回到美国。79岁在纽约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