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许德珩、劳君展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始末

作者：许　进

　　祖父出狱后于12月27日致函蔡元培先生，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说：“珩现虽出狱，然精神甚苦闷，多承先生关怀，感惭交并。然此乃今日中国社会之整个的问题，非个人的问题也。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狱中尚有十四岁小学生，十六七岁中学生，状至可怜。谁无子女？谁无兄弟？而乃不为社会爱惜人如此，可为痛哭者也。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1981年6月29日祖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的心愿——纪念党成立六十周年》一文，他说：一方面我感到入党太晚，在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而我却长期未能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实感惭愧。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光荣。我为祖父感到骄傲的是他一生光明磊落，无须虚构。
　　张先生在文章中说“周炳琳、许德珩都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都曾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们友谊很深，他们一向关心、仰慕、爱护毛主席”。张先生的这段话与我的知识之间有差异。五四运动以后，周炳琳先生的政治观点与祖父许德珩分歧越来越大，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张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许德珩》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先生回国之后正逢上大革命时代，他参加武汉政府。那时他和周炳琳先生住在一起，就常因谈论政治问题而争辩得面红耳赤，甚至打在一团，总要两位太太出来替他们拉开。”我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形成之后，一生难以改变，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社会才丰富多彩。
　　魏璧女士是我祖母的挚友。她与祖母、向警予、蔡畅同学于长沙周南女校，她们四人当时被称为周南四杰。后来，她与我祖母一同参加新民学会，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数学。魏女士与我祖母在长沙曾与毛润之等新民学会的同志共同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5月，魏女士与我祖母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毛润之等新民学会会员曾在半凇园聚会为她们送行。我祖母曾回忆说：这个时候魏璧很年轻，也很活跃，我记得在会快结束时她说：“今天不热闹，我打个滚给你们看。”她真的在草坪上打了个滚，大家都笑起来了。魏女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文革”结束后，祖父以九三学社的名义，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追悼仪式。如果说魏女士曾经向刚刚到达陕北，处于物资匮乏、生活困难之中的毛润之先生赠物，我相信。张友仁先生在《经济学教授周炳琳传略》中曾经记叙：“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和主任的郑昕，在1952年曾经指出：因为周炳琳是国民党政策在北大的执行者，而且担负着替国民党拉拢和收罗教育界的使命，所以受到蒋梦麟、胡适之的看重。”如此看来，当年以教授身份到北平秘密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向周炳琳先生“讲起陕北遭受封锁，物资缺乏”云云，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
　　张先生在他的文章结尾说，“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对历史负责，特撰写此文”。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事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张友仁先生该文所述的内容中有很多处与事实不符，与他本人以前所写文章的内容相违，是否是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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