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许德珩、劳君展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始末
作者：许 进
张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说：“至今事隔将近七十年了，知情人已经很少了。实际情况往往被误传。我作为一名知情人，有责任将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张先生于19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到北京大学读书，他不是此事的亲历者。作为周炳琳先生的亲戚，张先生也许听说过周炳琳和魏璧教授曾经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如果他将其所知介绍于世，对大家更全面地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是有益的。但是张先生所谓“实际情况往往被误传”一说，容易被理解为在他这位“知情人”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之前，社会上关于此事的介绍均为误传，我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
1983年，在纪念毛泽东九十周年诞辰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到我家，他们拿出一封毛泽东同志亲笔信的复制件给我祖父许德珩看，向我祖父了解当年他向毛主席赠物一事的经过。看到毛主席于1936年11月2日写的这封信，我祖父才知道毛主席在收到他们夫妇赠予的微薄礼物之后曾写信致谢。毛主席在信中说：
各位教授先生们：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看过信后，我祖父十分激动地向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讲述了事情的经过。1936年10月的一天，徐冰、张晓梅夫妇到我家作客。他们告诉我祖父许德珩和祖母劳君展，红军到达陕北后因为物资匮乏，生活十分困难。我祖父和祖母当即表示要买一些物品送给毛主席。我祖母遂与张晓梅女士一同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些日用品，托徐冰、张晓梅夫妇送到延安。此前徐冰以教授的身份到北平组织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夫妇与我祖父、祖母以及张申府、刘清扬夫妇，杨秀峰、孙文淑夫妇，程希孟、彭道真夫妇，陈豹隐、马叙伦、潘怀素等教授经常聚会，商讨如何在北平各高等院校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祖父和祖母不仅与徐冰、张晓梅夫妇熟识并且他们的政治观点一致，如同毛主席在信中说的，“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
向毛主席赠物时，祖父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并非张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述：“这时，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教授，许德珩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先生也曾经在1988年所作的《经济学教授周炳琳传略》中说过：“当时马叙伦、许德珩、白鹏飞等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他加以阻挠。周还协同蒋梦麟、胡适等一起，将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三位进步教授解聘出北大。”
1936年6月，即向毛主席赠物三个多月前，北京大学当局将我祖父与尚仲衣解聘，马叙伦被令长期休假。被迫离开北大之后，祖父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继续利用讲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他对同学们说：以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现在要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了。后来。祖父撰写了《毛主席与九三学社》一文怀念毛主席。在此文中他首次披露了他和祖母曾经向毛主席赠物一事的经过。张先生在他的文中说：“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位教授在一起商量好，共同出资，各出大洋一百（未用完），购买物资，送往陕北，对刚到陕北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与慰问。”这一段内容我是第一次听说。祖父和祖母曾告诉我，他们说送物品给毛主席是出于对毛润之个人的感情和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主张的共识。我觉得张先生文中的“党中央”一词不恰当。祖父是在向毛主席赠物43年之后，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周炳琳先生曾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
我与祖父、祖母共同生活了30年，他们曾多次对我讲起他们向毛主席赠物一事的经过，即买了一些布鞋、怀表和火腿送给刚刚到达延安的毛润之先生。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会见了我的祖父和祖母。闲谈时祖母问毛主席，我们当年曾带给你一些生活用品，你是否收到了？祖母模仿毛主席的口气说：“噢，那是你们送的呀，他们‘掐了’，他们‘掐了’。”我问祖母：“什么是‘掐了’？”祖母笑着说：“普通话的吃字在湖南话中念掐，掐了就是吃了。”祖父和祖母在讲过他们的经历之后都要嘱咐我，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张友仁先生又提到1932年许德珩被北平当局非法逮捕一事。他说，“这时劳君展请任北平市特别党部委员的周炳琳营救（此处似应为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笔者注），许获释后，周炳琳又去监狱将许德珩接出。此事在许德珩的《回忆录》中有所提及，但误记为宋庆龄、杨杏佛、周炳琳三人一起将他营救出来的。对于此事，近年有张跃杰的《许德珩的虚构与说谎》一文在网上发表：其实许德珩并非有意这样说的，而是年事过高，记忆难免有误”。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很多次，未能找到《许德珩的虚构与说谎》一文。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许德珩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记叙是真实的。
1931年祖父到北京大学任教，担任法学院教授。1932年12月13日，祖父因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而被当局非法逮捕。军警的头目只说：许先生！我们有点事，要请你去谈谈。未介绍他们的身份和到哪里去“谈谈”，就把祖父押上汽车带走了。当时失踪和暗杀事件时有发生，祖母十分担心，她机智地设法从羁押祖父的北平市公安局第三科的登记册上，查到他的名字并立即将此事通知了时任《世界日报》记者的萨空了先生，她亦打电报到上海将此事报告蔡元培先生。次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了许德珩被逮捕的消息，主标题是《北大、平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侯外庐等被捕》，次标题是《通讯社报告谓许等被捕系奉中央密令》。报道说：“昨日平当局接中央密令，饬即严捕共党负责分子，解京法办。当即由公安局遵照分别搜查捕拿。昨、前两日内将在本市某某学院教课之共党首要侯外庐、许德珩等及前湖北苏维埃省执委马哲民等逮捕，并于各该寓所搜得反动证件与书籍、会议记录甚众。闻即将遵令依法严惩，或解京法办云。”12月16日，北大校长蒋梦麟等北平十所高等院校校长联名致电南京行政院及教育部，“拟请钧院部令行北平地方当局，对于此次被拘员生，迅即准予保释”。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诸先生向“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蒋常务委员介石先生、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先生、北平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先生”发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许德珩等代电》，要求“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12月19日下午3时，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二院举行全体大会，讨论营救许德珩教授的办法。12月21日祖父获释出狱。12月22日《世界日报》以《许德珩昨已恢复自由》为主标题，以《由蒋梦麟等亲到公安局保释，马哲民、侯外庐亦可望开释说》为次标题报道了祖父获释的经过：“北大、师大等校教授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等自被捕后，各方积极营救。北大教授许德珩已于昨日下午四时，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保出，兹分志其详情如左：北平市公安局因奉中央及市府命令于本月13日将许德珩等捕获，押于公安局第三科内。北大校长蒋梦麟，法学院长兼市党委周炳琳等即向各方积极营救，并向中央请求保释。中央组织委员会前日亦有电到平，请向政府磋商保释。当日中央已有电致北平党政当局，暂准蒋梦麟、周炳琳保释许德珩外出。蒋、周接电后即与市府公安局接洽。当局亦因蒋等切实担保遂于昨日下午四时将许释出。”祖父曾多次对我说多亏你奶奶机智勇敢，闯到公安局里查到了我的下落并立即通知各界朋友，否则我可能被他们秘密地杀掉了。从12月14日至24日，《世界日报》对于许等爱国师生被当局非法逮捕这一事件连续作了详细的报道。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诸先生发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许德珩等代电》刊载于12月18日的《申报》，在北京宋庆龄名誉主席故居纪念馆中亦有相关的展示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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