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
作者：荣天玙
“出人、出书、走正路”
1983年12月，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二十多年，这本书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学习和贯彻，不仅对评弹艺术和曲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整个文艺工作的发展和繁荣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最初读到陈云同志与吴宗锡、周良等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是在196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我是作为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会上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的精神制定一个文艺工作条例式的文件，都是为了在60年代的初期，在我们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也要对文艺工作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更好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这个时期，陈云由于健康的原因，正在休息与疗养。他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管经济工作的，但他以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找了评弹的艺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来交谈，听了许多评弹的新、老书目，全面、比较、反复地研究了评弹艺术在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从而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并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政策，带有全局性的意见。如“演传统书目，也演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要注意某些艺术形式的趣味性特点”、“去掉了噱头和穿插，才真正破坏了评弹艺术的完整性”；“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创作新节目”；“传统书目经过了几代艺人的磨练。新书还是萌芽，我们对新的作品，只要有三分好，就应热烈鼓掌，加以鼓励扶植。”陈云充满辩证法的谈话与通信，印成这次会议的学习文件，在与会的全国各地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和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还记得，当时康生借口反“左”的表现，也把他推崇一些停演过的坏戏和在舞台上“挤眉弄眼、卖弄风骚”的台风当成艺术特点的意见，拿到会上来散播。对比之下，陈云的谈话和通信，在纠正“左”的同时，又提出防止另一种倾向，如“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滥放”；“要有轻松节目，但要防止下流”等，是多么富有深邃思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远见卓识。后来这些意见，都成了颁发抑制文艺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即简称《文艺八条》)的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文艺工作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转变时期。文艺工作者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创作和演出都呈现了一片活跃和繁荣的景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化市场逐渐发展起来，这就对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主要是打破吃大锅饭的固定模式，一些精神产品也要进入市场去求得发展。文艺界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文艺工作者如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如何加强社会责任感，既要进入文化市场去竞争，又要注重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性；既要注意经济效益，又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个时期，有些文艺工作者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方向，以曲艺界来说，说唱荒诞离奇、低级下流的书目出现了，庸俗无聊的表演和捞钱抄肥现象也发生了。这时，我们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正在苦于没有一个含义很确切、具有针对性、又循循善诱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口号，来引导文艺工作者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1981年，我们听到陈云同志与上海评弹团有关评弹团体体制改革的谈话，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我们顿感这个口号为整个文艺事业的改革开放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陈云同志说：“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接着，陈云又给中央有关的负责同志写信，指出要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省委和市委出面来抓才行。正是在陈云同志的指引和教诲下，今天，宣传文化部门已把“出人、出书、走正路”(出书已演绎为出作品、出戏等)的要求，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省、市委的宣传部门也把文艺工作者出好书、好文章、好戏、好电影、好电视剧，定为五个一工程。近来，宣传文化部门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推动人才强国战略，把陈云同志“出人”的铭言，发展为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建立各种培养机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使理论、新闻、出版、文艺各领域的一批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使宣传文化系统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左联”的是非功过要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70年代末期，陈云同志还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做了一件大事，他指出：评价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历史问题，必须把这些革命文艺团体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文革”中，林彪、江青搞的一个所谓“座谈会纪要”，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想，说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还说什么“文艺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并将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作为黑线人物统统打倒。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彻底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推翻了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但在1978年前后，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对如何看待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两个口号”的争论、对“左联”成绩的估价等等，仍有不少的意见分歧，并在报刊上展开了争论。
1978年9月5日，中组部的沙洪同志写信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云，反映文艺界一些同志当中，由于过去的一些隔阂，对革命文艺运动中某些历史问题，如“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若不适当地澄清，会影响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并附上徐懋庸的夫人王韦的一封信，谈到毛主席在延安和徐懋庸的谈话中有涉及对“两个口号”的争论的评价问题，还说徐懋庸在延安曾经向陈云谈过这些事情。陈云看过这封信后，9月11日就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除了认真负责地回忆和说明一些当年他知道的情况外，还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并指出，做这些评价时，必须把这些革命文艺团体的是非功过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考察。陈云在这封信中，还语重心长地说，这件工作最好今年就动手做，因为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年龄都是七十开外八十开外了，再不动手就迟了。
陈云提出正确评价上海文艺界30年代问题的重要意见，是有他的亲身感受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亲自见过鲁迅先生的人。那是193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去鲁迅家中，为瞿秋白夫妇转移住处，与鲁迅先生见过一面，留下深深的印象。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署名“史平”写过一篇悼念的文章，记叙了这次会见的经过，并沉痛地说：鲁迅的死，损失了一个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朋友。毛主席在延安和徐懋庸等人的谈话，涉及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包括对鲁迅、对两个口号争论的评价，陈云同志都是知道的，他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时，也和上海来的一些同志谈过话，了解过一些情况。
耀邦同志将陈云的信转给中宣部的领导。中宣部在“文革”中，作为“阎王殿”被“四人帮”砸烂，那时刚刚恢复建制。我也是才回到文艺局工作不久。我们立即为贯彻陈云同志的意见，着手做一些事情，拜访一些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老同志。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要去找周扬同志，因为他是30年代上海文艺界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涉及“两个口号”争论的关键人物。当时，周扬还未恢复工作，和夫人苏灵扬一起住在万寿路中组部的招待所。他听到陈云关于上海文艺界30年代问题的意见时，很兴奋也很激动，深有感触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是对鲁迅的伟大不够认识，对鲁迅不够尊重。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真理是有过程的。“四人帮”最大的颠倒是非，就是把我们和鲁迅先生在“两个口号”问题上的争论，这种人民内部的争论，说成是敌我矛盾，说成是阴谋。接着，他回忆起在1949年召开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时候，他和阿英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就对他说“周扬，你是应该也有资格来总结一下上海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周扬感慨地说，总理要我总结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现在，陈云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体现了党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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