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图书馆
作者：王仲齐
店、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等；也有上海、重庆、桂林、昆明、汉口等地出版的书籍，还有沦陷区的辰光书店、高原书店出版的图书。像郑振铎编辑的12巨册精装本的《世界文库》，珍藏在精致木盒里的《全唐诗》。有老子、韩非子、列子、淮南子等的哲学论著；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诗品》、《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有夏丐遵的《文心》、胡风的《文学与生活》以及杜威、陶行知等人的教育学著作。有茅盾、巴金、朱自清、何其芳、丽尼、陈荒煤等人的散文集，有《稗官野史》、《明清传奇》、《元明杂剧》等古代笔记小说和话本，有王尔德、安徒生、史旦培克等人的童话、戏剧和小说。为了向敌占区的人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中央图书馆还藏有一些“伪装书”，例如，有的图书封面印的是《文史通义》，内容却是毛泽东1938年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有的书封面是《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内容却是毛泽东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另外还有一部分“切边书”，主要是当时野战部队的干部战士和在敌战区工作的同志，为了携带图书的方便或便于隐藏，将图书的天头、前口和地角都裁掉，只留中间版心的内容，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共产主义礼拜六》等。
中央图书馆的报刊资料收藏得也颇多，不仅有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太岳日报》、《抗敌报》、《拂晓报》、《人民报》、《子弟兵报》、《江海导报》、《江潮报》、《挺进报》、《战友报》等，还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新青年》、《向导》、《先驱》、《共产党》、《前锋》、《布尔塞维克》、《政治周报》、《红旗》、《红旗日报》和中央苏区的机关刊物《斗争》、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除此之外，中央图书馆还收集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党派、社会团体、书报社等出版的报刊，以及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出版的外文报刊。中外文报刊总计在200种以上，由此可见，中央图书馆的馆藏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上，都是延安当时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出色的管理 高效的服务
中央图书馆的管理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整洁、宽大。明亮的借阅大厅，里面摆着一排排褐色的书架，架上摆放着近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供读者自由翻阅。入门处陈放着目录柜和办理借还手续的条桌。该馆对搜集到的每一册书刊都作详细的登录，并在书名页上加盖蓝色圆形，刻有“中共中央图书馆”或五角形，刻有“中共中央图书馆藏书”字样的印章。图书目录既有传统的按书名、作者分类排的卡片式目录，还编有书本式目录。目录不仅本馆存有，还分发给领导和有关单位。目录共含馆藏中文普通图书六千多种(尚未包括外文，教材、线装书和报纸、杂志)，书后还附有延安其它图书馆两千多种重要图书目录，供读者查找。馆里还制订了比较详细的借阅规则和制度，对图书的借阅手续、借阅数量，借阅期限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图书资料十分爱护，图书在流通过程中略有损坏，总是及时修补好。遇到有不慎将书遗失，他们总会想方设帮助找到，有时实在找不到，就报上刊登启事。1945年12月31《解放日报》头版左上角就刊登过一则《寻书启事》：“本馆科学大纲第四册，被一位同志于12月15日在中央大礼堂听选举报告时遗失，如有拾得此书者，请挂号寄交杨家岭本馆，不胜感谢!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在为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服务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经常派人到中央图书馆借书，每次他都自己开列书单，由负责给他管理图书等工作的秘书柴沫(“文革”前任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或者警卫人员去借，并按时归还。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也派人到中央图书馆借过图书，林彪是借书最多的读者之一。当时中宣部工作人员、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曾彦修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问过图书馆工作人员，延安各首长，谁来借书多?他们都说是林彪。林彪1943年秋山、重庆回延安后，也无特别的大事，林派秘书来借书，并在一定时期来换借新书；所借书以历史、哲学、军事三类为主。”中央各机关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在起草文件、制订政策及准备会议材料时，也常去中央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了方便读者，做了大量的剪报资料和专题索引。
中央图书馆除为中央机关服务外，也向延安其它机关、学校的部分人员开放。中央党校俱乐部在业余编排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评剧《逼上梁山》时，剧本所用的图书很多都是从中央图书馆借来的。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延安中学的一些教员因研究或教学的需要，在本校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也到中央图书馆去借阅。在延安曾帮助毛泽东工作过，从4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直在中央较长书馆(现中宣部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史敬棠，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一到节假日、中央图书馆总是挤满了读者，有的人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专程跑去借阅，有的单位距杨家岭较远，一次往返走三十多里路也在所不惜。我所需要的书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中央图书馆对我工作的帮助非常大。”
撤出延安以后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陆续随中央后委机关，撤退到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书刊的清理工作从1946年11月开始，根据毛泽东同志“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的指示，除带走一些重要的报刊和少量的珍贵图书外，将在部分图书都装进了木箱子就地掩埋，少部分内部书籍和资料突击销毁了。延安收复后，中央曾派去取运当时埋藏的图书，虽然很多埋书地点遭敌人破坏，但是在边区政府和延安人民的配合下，还是找到一批包括中央图书馆藏书在内的中央各机关埋藏的图书，这些图书连同先前转移，以及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政研室等单位历经战火劫难保存下来的部分图书合并一处，一起运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城村，在那里的一个土坡上恢复建立了中央图书馆，对外称“工校图书馆”，1949年上半年又随中央机关进驻北京香山，搬至双清别墅东北约一里多的“小白楼，直属中宣部领，于光远同志担任主任。随着马志光、朱富荣等曾经在天津市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的同志调入和环境等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央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进一步迈进。开国大典之后，中央图书馆进入北京市区，1951年改称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
建国以后，由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需要，经有关领导批准中宣部图书馆将馆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笔批注过的图书转交给他们保存，以供陈列展览。其它盖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藏书章和延安时期各图书馆馆藏章或中央领导同志签名的图书，至今仍在馆内作为珍贵文献保存。其中党创建以来的主要报刊陆续交由中央档案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影印出版。这些珍贵文献，为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的注释，中央各部门起草文件、研究党史、编写领导人的文集、回忆录或传记，提供了大量可靠详实的历史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吉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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