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图书馆
作者：王仲齐
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图书室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由保安进驻延安，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研室等单位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部分书刊，设立于本部门的图书室或材料科(室)。但由于各机关主要任务性质的不同和其它条件的限制，规模都很小，藏书量有限。老将军莫文骅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研读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又组织《战争论》的学习小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可见当时的图书非常缺乏。另外中央各机关经常因为研究和制订政策或其它工作需要，在报纸上刊登征求文献的启事。如1941年5月29日、30日中央秘书处连续在《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0年九、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中央秘书处五月二十八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单位电都以各自的名义刊登过征求图书资料或查找遗失图书的启事。
1941年9月，中央召开整风运动会，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地方也都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
1941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图书室，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因此，1941年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初称作“中共中央图书室”。1943年3月1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杨尚昆同志清查图书材料，订阅外文版书报杂志。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撤并了部分单位，成立了由刘少奇为局长、杨尚昆为副局长的中共中央研究局。研究局内设三个部门：党务研究室(主任王若飞)、材料室(主任邓力群)、图书馆(负责人陈真)，此时中共中央图书室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图书馆。负责人陈真(后任副馆长，实际主持工作)，广东三水人，1938年10月入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工作人员先后有徐亮、杨荃、叶德春等。馆址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石楼下两个大厅内。书记处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是“图书完备，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工作人员之用”。1996年4月，杨尚昆为“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专程回延安时，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旧址内，向陪同人员深情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在这里领导中央图书馆工作的情景。
毛泽东同志对中央图书馆的建设极为重视。1932年他在中央苏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亲自命令红军将打下闽南重镇漳州意外搜集到的大批图书运回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江西瑞金叶坪，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国家图书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为苏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9月11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还不到一年，各方面困难都非常多的情况下，就在由他起草与周恩来、博古联名致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
延安当时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图书来源非常困难。中央图书馆(室)成立之初首先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捐赠，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工稼祥、罗迈(李维汉)、徐向前、杨尚昆、邓颖超等同志以及叶子龙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都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他们个人的部分书籍，这些书基本厂都盖有他们个人的藏书章或签名。在目前中宣部图书馆保存的藏书中，盖有毛泽东藏书章的还有近二百册，以哲学、历史类为多，其中有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美国学者杜威的《哲学之改造》、《思维术》、《思想方法论》，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朱生萍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启夫的《中国法家概论》和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等。毛泽东赠书的书名页或封面都盖有蓝色“毛泽东”行草签名章或长方形“毛氏藏书”或正方形红色楷体“毛泽东印”等不同印记。朱德、王稼祥、罗迈(李维汉)也把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非常珍贵的资料、1938年第一版20卷本红色布面精装《鲁迅全集》，捐赠给中央图书馆。朱德盖的印章是蓝色手写体，王稼祥盖的印章是红色手写体，李维汉盖的印章是正方形红色刻有“罗迈之章”。周恩来捐赠的书都有他的毛笔字签名，像《严复思想述评》在扉页上就写有“周恩来，三十一，十，重庆”。周还将重庆文化友人侯外庐、洪深等作家写有送给他个人赠言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等书也捐赠出来。
为了充实馆藏，周恩来通过西安、重庆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选购了大量图书；范文澜经过张闻天特批由地下党弄到延安30大箱图书，其中有不少古旧线装书?中央也曾多次秘密派人到国统区或沦陷区采购书籍，通过层层封锁线带进延安，有的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一本《英德字典》上题词，“纪念交通人员因采购敌伪书刊牺牲的同志”。中央图书馆藏书另一个来源是，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因整风运动需要，并人中央党校，编为第三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近万册藏书都转到中央图书馆。另外由中央办公厅出面，把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中央政研室资料室、中宣部材料科、中组部训练班图书馆、中财部图书室等单位的图书资料集中到一起，也都交给中央图书馆，这些图书有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过来的。还有不少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国内外友好人士、进步团体，也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一些书籍。当时因为抗战的需要，美军在延安派驻了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他们的飞机来往于重庆，经常带来一些大后方的报纸和外文期刊，这无形中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馆藏。
中央图书馆的藏书以社会科学为主，包括了古今中外许多学科的一些重要著作，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陈望道、成仿吾、博古等翻译的各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和俄文版、中文版全套的列宁选集及单行本。有各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中共中央的一些历史文件集，还有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图书占多数，像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华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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