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作者：朱宗震
中国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一役中，孙中山终于有机会踏上祖国的土地，登上镇南关的炮台，他异常兴奋，亲自发炮攻击敌军，第一次尝试了作为革命领袖投入战斗的滋味。在上述的一系列战役中，黄兴多次深入内地，率领起义军浴血苦战，以少搏众，迭挫强敌。他的坚毅和勇敢，赢得了人们的高度尊敬，成为同盟会实际指挥起义的军事领袖。
在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活动，于1907年春，筹划规模宏大的皖浙起义，5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革命女侠秋瑾在绍兴被捕杀。光复会的活动陷入低谷，一批在国内的光复会员也加入了同盟会。
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孙中山本人又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1907年3月间，孙中山亮出了革命先烈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新的国旗，指挥革命，但遭到黄兴强烈反对。孙中山囿于个人感情，出言不逊，两人几乎决裂。但黄兴最终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放弃自己意见，顺从孙中山，继续团结奋斗。
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孙中山组织的历次起义，以骨干分子在境外筹备，向内地输入军火和起义经费，策动会党和旧军队。但这些人一味贪恋金钱，非常不可靠。湖北的新军建设比较早，新军士兵的素质比较好，识字的人比较多，所以，湖北的革命者早就在新军中活动。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的经验，把工作集中到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中部总会虽然认识到了同盟会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不过，中部总会的成立，对于武昌起义和上海起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湖北，革命组织屡经变迁，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的发起人和骨干，大都也是同盟会员，赞成同盟会的革命领导地位，但不属于同盟会的组织发展系统。他们在湖北新军中长期工作和潜伏，革命组织和力量虽然屡遭破坏，但一直在发展。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改变了允许铁路民办的政策，引起川、鄂、湘、粤四省爆发保路风潮。这一风潮牵涉到社会各个层面。四川各界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和平请愿的群众，实行武力镇压。9月8日起，在四川同盟会员的策动下，各地爆发同志军起义，围攻成都。清廷派端方从武昌调一部新军入川镇压。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形势，已经手足无措。同盟会中枢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对国内形势不太敏感。武昌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信息，决心发动起义。尽管起义计划被破坏，但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仍于10月10日晚，冒险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各地迅速响应，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1月4日上海起义成功，12月3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出任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
中国同盟会的改组与革命的失败
在这一段时间里，清王朝这只纸老虎终于被戳穿了，时局发生了眼花缭乱的变化，而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功能却很难发挥作用，去统一领导这场革命。武昌起义本来是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的，但他们的政治能力薄弱，在没有同盟会中枢领导人直接指挥的情况下，推举原新军混成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政权落入他人之手。文学社、共进会之间却发生了派系冲突，得以为黎元洪所操弄。在上海及南方沿海一带，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也发生了权力冲突，陶成章为陈其美暗杀。章太炎于11月间回国后，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反对组成单一的革命党人的政府。他的主张得到参加革命的原立宪派人士和同盟会内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他们甚至主张取消中国同盟会党名，改变同盟会的革命性质。临时政府成立后，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反对党自居。同时，对同盟会中枢心怀不满的一些武汉革命党人，联合他省党人组织民社，后又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合组统一党。他们都以议会政党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