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美国投放原子弹、苏联出兵与国际社会的反映
作者：邢和明
阿拉莫戈尔多沙漠里的试验
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当我离开美国赴欧洲的时候，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尔多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在远涉重洋的旅途中，我也迫切地等待着试验结果的消息。我曾听到科学家们的许多预言，但是谁也不能肯定大规模原子弹爆炸的结果。”当时，杜鲁门正准备前往德国出席波茨坦会议。
7月17日，即波茨坦会议开幕的当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风尘仆仆地飞抵波茨坦，他带来了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下午，史汀生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巴培尔斯堡环形大街23号丘吉尔首相的寓所。他将一张纸条放到丘吉尔面前，上面写道：“孩子们满意地生下来了。”丘吉尔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看他的神色，我知道有桩非常的事情发生了。他说道，‘这意思表示墨西哥沙漠里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原子弹已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了’。”
早在1939年，英国就在着手研制原子弹，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乔治·汤姆生爵士任主席。在美国，爱因斯坦也曾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进行原子弹的设计。1942年，美国获悉德国正在研究利用原子能作为战争武器的方法。于是，一场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开始了。德国人把原子能安装在V-Ⅰ和V-II火箭上使用，但没有取得成功。这无疑给美、英提供了机会。
美国成立了“曼哈顿工程”小组，由英、美两国科学家组成，格罗夫斯将军领导的特种工兵部队担负这项研究任务。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博士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姆斯建立了他的研究机构，在原子弹的制造方面，奥本海默功不可没。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
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子弹终于制造成功了。1945年7月16日清晨5时10分，美国新墨西哥州原子弹爆炸试验开始了。在场的科学家们和所有工作人员都戴上了目镜，蹲伏在大约10英里以外的混凝土掩体里和防御物背后。此时，奥本海默正站在控制室门前聚精会神地观察天气变化。当时针指向5时30分，试验场上空忽然闪出一道惊人的亮光。
在235英里以外的盖洛普，人们感到了明显的震动，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处，有人感觉“太阳升起又落下了”。
兰辛·拉蒙特这样记录了原子弹爆炸的情形：原子弹爆炸发出的强光，“从另一星球上也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温度为太阳中心温度的四倍，比太阳表面温度高一万多倍”。拉蒙特调查后发现，在弹坑半英里之外，“一座70英尺高的钢塔被炸翻在地，塔的大粱被一根根炸断分开，就像老虎钳折断细铁丝一样干净利落。这座塔相当于一幢六层楼的钢铁建筑物。格罗夫斯后来见到它的残骸，就断定新落成的五角大楼已不再是一个安全可靠的避弹所了”。在爆炸点附近，“动物尸体的恶臭久久不散。响尾蛇、蜥蜴——不管是爬的、飞的——一个也不剩。烧焦了的小动物的残骸到处嵌在压得紧紧的硝石里，横扫过来的冲击波把它们熔合在一起了”。
试验结束后，格罗夫斯少将发布了一项新闻公报，宣称：“今天上午在阿拉莫戈尔多航空兵基地的禁区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一些人士就此提出了询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座落在边远地区的某个贮存大量高爆炸火药和烟火信号弹的弹药库发生爆炸……这次爆炸引起了毒气弹爆炸，鉴于气候条件的影响，毒气的含量也许会使陆军需要让一些居民暂时撤离自己的家园。”
原子弹成功爆炸，乐坏了美国人。杜鲁门仿佛掌握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他开始利用原子弹作为谈判的筹码，同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讨价还价。
作为美国的同盟国，丘吉尔也觉得自己沾了很大的光，他深深地被这种气氛感染了。7月22日，当史汀生将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报告送给丘吉尔时，这位首相激动异常。他挥了挥手中的雪茄，兴奋地对史汀生说：“火药还算什么呢？太渺小了。电还算什么呢？太没有意义了。这颗原子弹是基督在盛怒中再临。”
艾伦·布鲁克爵士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丘吉尔得意洋洋的神态：“哪怕是美国人很不重要的夸张说法，他一古脑儿统统接受，结果是完全飘飘然了。”布鲁克本想使发热的丘吉尔冷静下来，结果丘吉尔却批评布鲁克不应该贬低“这些发明的成果”。丘吉尔还给自己勾画出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像”，把自己描绘成“这些炸弹的惟一拥有者，要在哪里掷就能在哪里掷，因而他变成了全能的人并且有能力对斯大林发号施令！”美国人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出兵，他们也能打败日本。为此，杜鲁门曾指示史汀生询问马歇尔，在对日作战问题上，是否还需要俄国人。马歇尔回答说，原子弹使俄国变得不需要了。丘吉尔更是语出惊人：“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依赖他们的大军源源不断地参战，以从事最后的和旷日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乞求俄国人的恩惠。”
尽管美英两国领导人迷信原子弹的威力，但从减轻士兵伤亡的角度来讲，他们倒也希望苏联能够出兵。杜鲁门说，他到波茨坦去的原因很多，最迫切的就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所以，杜鲁门和丘吉尔最终还是批准了美英联合参谋部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两国联合参谋会议建议：“应当鼓励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并且提供对俄国作战能力的必需援助。”
7月24日，美、苏两国参谋部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双方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配合问题。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说，苏联红军正在向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旬同日本作战。至于确切的时间，那要取决中苏之间的谈判进展情况。安东诺夫声称，苏联在远东地区的目标是消灭日本关东军，并占领辽东半岛。
7月2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带着翻译戈伦斯基来到杜鲁门下榻的小白宫，同杜鲁门举行会谈。莫洛托夫对杜鲁门说，斯大林曾经要他提出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直接原因。在苏联看来，美国和英国应该“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杜鲁门回答说，他可以考虑这个要求。
在同英国新首相艾德礼商讨之后，7月31日，杜鲁门致信斯大林：根据1943年美、苏、英、中四国《莫斯科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苏联表明它愿意同目前在对日作战的其他大国进行磋商和合作，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和平与安全，将是适当的”。
美国一方面积极寻求苏联参战，另一方面又准备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专门委员会在原子弹试爆之前曾建议：“在条件具备时，应立即使用原子弹对付敌人。”而且不必向对方发出警告。至于轰炸目标，委员会建议选择在能够“明显表现原子弹强大破坏力的地方”。
杜鲁门在谈到原子弹的用途时把它看作是一种军事上的武器。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总统高级顾问们建议应用它，而我告诉丘吉尔时，他毫不踌躇地告诉我，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他主张运用它。”
在确定轰炸目标时，杜鲁门建议把原子弹投放到日本的军事目标上，即“尽可能投在靠近有头等重要军事意义的军需生产中心”。
根据杜鲁门的建议，史汀生的参谋部拟定了一份可以作为轰炸目标的日本城市名单。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曾主张把京都也列入其中，因为它是日本的军事活动中心。但是，史汀生坚持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和宗教圣地，不同意向那里投放原子弹。史汀生的建议被采纳，结果，京都就从名单上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