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作者:刘宝东




  罗文干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时,总裁王宠惠就对其才干十分赏识,王宠惠组阁“好人政府”时,任命罗文干为财政总长。1922年11月14日,罗文干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指责他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上受贿,由总统黎元洪下令将他拘捕。素为人所敬重的财政总长居然被秘密逮捕,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次日王宠惠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他指出“以现任之财长,仅以嫌疑二字,未经阁议讨论,擅行逮捕,自有未当”,会议最后决定,内阁通电声明“吴景濂坐迫总统,立召军警长官逮捕(罗文干)。……此案是非虚实,自有法律解决”。同时通过决议,要求将案件交由法庭处理。罗文干虽身陷囹圄,但仍泰然处之,请求法庭审理此案,并表示“非俟水落石出,决不离开法庭”。胡适、蔡元培等学界名人,皆对罗文干的人格清誉予以宣传和支持。1923年1月11日,北京检查厅宣告证据不足,对罗文干免予起诉,无罪释放。以“罗文干案”为导火索,“好人政府”不久即宣告破产。
  1924年,罗文干出任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中方委员。1927年,出任顾维钧内阁的司法总长。1928年被聘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顾问,次年,任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1931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文干在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于1932年1月出任外交部长。就在罗文干出任外交部长的当天,爆发了日军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罗文干主张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他的主张忤逆了蒋介石有限度的抵抗、以抵抗求和的政策。在2月13日至20日之间,就在蒋介石决定对日作战“适可而止”的会议上,罗文干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大争吵,他气愤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叫我办什么外交?在解决“一·二八”事变的过程中,罗文干主张依靠欧美,东北问题连同上海问题一块解决,表达了他以日军进攻上海为契机,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良好愿望,但其主张没有被蒋介石所接受。
  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共赴国难的愿望。1932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曾经发起1933年新年征文《新年的梦想》,征稿信附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一个是“先生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梦想?”新年号刊出的《新年的梦想》的作者共计142人,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陈翰笙、穆藕初、邹韬奋、张君劢、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章乃器、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等各界名人。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也提出了他的梦想,他说:我的梦想是“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管理家务,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罗文干的这番陈词表达了他主张结束国内政治纷争,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构建四民各安其业的太平社会的美好愿望。
  然而,罗文干主张积极抵抗日本侵略的善良愿望,逐步被日军的步步紧逼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所击碎。1933年2月23日,日本驻上海领事上村奉令照会罗文干,赤裸裸地提出了侵略热河的无理要求。对此,罗文干在亲自拟定的声明和回照中除了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外,表示:中国军队要坚决抵抗,“其因此发生之事态,应由日本政府负其责任”。此后在各种场合,罗文干都强调无论日军攻至何处,必抵抗不屈。罗文干还坚决反对签订《塘沽协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完全撇开他,甚至作为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在协定出笼前尚“一无所知”。罗文干的外交部长也当到了头,他先是被蒋介石派到新疆调解马仲英与盛世才之争,12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许罗文干“辞职”。此后,罗文干在政治上逐步被边缘化。1935年11月,西南政务委员会派罗文干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埠筹备处主任。1938年任国防会议参议、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罗马法》和《中国法制史》。1941年10月因病在广东乐昌去世。
  
  变节降日的医学名士汤尔和
  
  汤尔和(1878-1940),本姓沙,名鼐,字调鼎,晚号六松老人,浙江杭州人,组织学、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汤尔和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与马叙伦有同窗之谊。1902年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成城学校、金泽医科专门学校,其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队长,加入了同盟会。继而负笈德国,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6月学成回国,任浙江咨议局议员,支持股东保护沪杭甬路权。1911年武昌首义后,参与组织浙江民团总局。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全体大会,汤尔和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出席会议并被选为议长,广东省代表王宠惠当选为副议长。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举行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孙中山先生以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大会同时通过,推举汤尔和、王宠惠赴上海,恭迎已经于25日回国的孙中山先生至南京就职。1912年元旦,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
  1912年,汤尔和受政府委托,在北京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并出任校长。1912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6年8月至1922年4月,汤尔和曾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任职期间,他十分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该校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公布由他起草的《解剖条例》,经一年多的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解剖法令。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者无不欢呼雀跃,西医前辈伍连德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1915年9月,汤尔和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此后每年开会一次,并出版会报,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研究。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
  1920年汤尔和奉派赴欧洲考察医学,1922年初回北京后,辞去了校长职务,潜心于医学研究。“好人政府”组阁时,罗文干代表王宠惠访胡适,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胡表示“决不干”。事后与蔡元培商量,由汤尔和出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汤尔和有心缓和日本当局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曾代表张学良向日方朝野疏通,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肯放弃其侵略政策,汤尔和虽竭力游说,日本仍然出兵吞并了东北三省。1933年,日本侵略军又一举侵占了热河,并进而侵入华北,汤尔和看不到民族正气与群众的力量,他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气势汹汹吓倒了。当时他写过三首诗给他的朋友,充分反映了他的恐惧心理和亡国思想。其一云:“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瞒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正因为这样,汤尔和在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期间,竭力鼓吹对日妥协投降,成为著名的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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