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作者：刘宝东
汤尔和出任伪职后，忙前忙后，显得十分活跃，伪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就是由他宣读的。他在这份荒谬绝伦的宣言中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极端蔑视，他强调说：国民党窃据政柄，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以致“灾害臻臻”，所以就“丧其国都”，一败涂地。其次，表达了坚决反共的态度，他指责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第三、大谈“中日同种”的亲善论调，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他辩解说是国民党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所致，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汤尔和宣读的这份宣言，彻底地暴露了他降日叛国的丑恶嘴脸，也将他永远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署务由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同年11月8日，汤尔和病死。
政局演变和社会环境对“好人内阁”的影响
“好人内阁”倒台后，“好政府主义”的始作俑者胡适对三位“好人”的才干产生了怀疑，认为“这班阁员是抬不起来的”。胡适此番评价，不免有失偏颇。若仅以才干而言，三人皆是民国时期学界的翘楚。王宠惠是一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法学家，他曾经两次出任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法官，1948年被联合国国际法院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法学家之一，享有“民国第一法学家”的美誉。罗文干在民国时期的法学界也是地位显赫，国民党中央评价罗文干时，称他“满腹经纶”，“学贯中西”，“为我国法界泰斗”。汤尔和虽然因降日变节而为世人所不齿，但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学科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好人政府”的短命不是因为三位“好人”能力暗弱，问题出在当时军阀掌控政治运行的社会环境，军权政治以争夺政治资源为目标，“民主宪政”仅是作为掩饰其刺刀上的花环而已，当触及到他们的切身政治利益之时，就会毫不手软地予以弹压，“好人”们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也就难逃被扼杀的厄运。
王宠惠可谓是民国政坛的一颗常青树，在民国历届政府中他皆能身处要津。据桂崇基记述：一次梁大鹏问王宠惠做官有何要诀。王答：“必须无个人意见，无个人政策。”王宠惠的这番表白，道出了他处理个人与政治关系的人生信条。罗文干的性情则是“任事公正无私，临难不屈不挠”，这也是他在晚年逐步被政治边缘化的原因所在。汤尔和虽然与王宠惠和罗文干在学术上的才具和影响不分伯仲，但却走上了由亲日恐日而至叛国降日的不归路。汤尔和的金兰密友、爱国志士马叙伦曾写了《汤尔和晚节不终》一文，他写到：“尔和既历仕途，乐此不倦。又交王克敏，浸丧其操。克敏少习膏梁，服食奢侈，又好聚骨董，尔和染焉。”“九一八以后，尔和家时有日人影佐、梅津、本庄者流之踪迹，而尔和卒沾伪职以迄于死。”马叙伦的分析称得上入木三分，概言之：汤尔和因赴日留学而深受日本文化影响，而他官瘾又很大，生活起居十分奢华，再加之与王克敏等媚日投降派交好，在日本人的诱导下而走上了降日的道路。
三位“好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最终归宿，虽然与他们不同的人生取向、性格特点等个人因素密不可分，更与民国时期的政局演变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民国时期是一段既有的社会理念倒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尚待建构的动荡时期，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皆以挽救中国亘古未有之危局为职志，民初知识界与政权的亲密接触就是此种挽救危局意识的产物。经过民初的碰壁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分野：一类人看穿了政治把戏，关起门来专心于学术研究；一类人是对政治颇有热情，却不参与政府，而是在体制外以民间议论政事的方式参与政治；一类人在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绝望后，转而对尚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抱有希望；一类人力图站在体制外对政治进行抨击，但又不时的为政治所诱，厕身体制之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一类人则既不能安心学术，又不甘心徘徊在体制之外，于是全身心地投身到政治权力架构之中。三位“好人”都属于最后一类人物，抛却他们的学术成就不论，他们的思想与行迹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