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在北大听大报告的一些花絮
作者：丹 晨
大概是在1959年间，中文系曾请周扬来作过报告，地点是在办公楼礼堂，参加者主要是本系同学。那时正逢上面有点想稍稍扭转一下失控的局面，周扬讲话的调子与前面陈伯达讲的那套有点变化，至少在当时听了比较能接受。报告会由系主任杨晦先生主持。因为平时不大有机会开全系大会，所以杨先生的开场白就讲了半个小时，完了，他还说，“我就讲这几句”，引得大家大笑。
我是第一次听周扬作报告，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为长期作宣传工作的领导，作报告不用讲稿，就这样随意讲，滔滔不绝，极有气势；但又是逻辑性理论性很强，思路特别清楚，似乎无可辩驳，一下子就把人征服了；他讲话很有煽动力，充满着感情。讲得激动时，湖南乡音的“我、我、我……”，好像有点无法控制似的，却把听众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可说是相当感染人，相当煽情的。
他那次讲话主要是针对这几年文艺界、大学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大家困惑的问题开讲的。他一上来就背诵了一大段韩愈的《师说》，特别是“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是用这话来为当时老知识分子的大批判、学生对老教师的大批判作辩解的，想借此说明学生比老师强，学生批判老师，是古已有之的。他也把这话与毛泽东的话：不要怕教授，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串联在一起。我在台下听他这样说，似乎也很有道理。
他还希望那些挨批的老教师，不要对批判有什么反感。他把这事说得很轻松。他拿自己作例子，说，像他那样的人，总也是要归入历史人物，也是要受批判的，后人总会对他的功过是非得失作评论，评论就是批判，这是免不了的。所以他要老教师们不要太紧张，看得太重。
他似乎是来做安抚工作的，但还是强辩他们打击知识分子是正确的，是有理的。但说到学校里不学习，整天搞运动，他却明显表现了不满。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遇到一个女学生，问他：体力劳动苦，还是学习读书苦？那女学生认为读书比劳动还要苦。他认为她说得有一定道理。接着他讲了许多读书重要的理由。他从来就是推崇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批评，那天也讲了不少。这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了。我们听说他提倡读书，又讲这些文艺本身的事，就特别高兴。
当然，这与上面想稍稍缓和这几年疯狂的政治运动的调子有关系。而我们，忽然听这么说，忽然听那么讲，讲的时候都是自命正宗的马列主义，都是振振有辞、不容反驳怀疑的真理。大报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只叫你“听”，所以叫“听大报告”，却从不叫你思考、分析、研究，更不必说质疑、辩驳了。所以，那是灌输，不是学问。
在北大听的最后一个大报告，是每年北京的高校毕业生按惯例要享受的，是由中央首长在人大礼堂作的，有点送别的意思。那年，我们是听北京市长彭真讲，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
但是，我还记得另一次听外国首脑作报告。北大、清华两校，常有机会接待外国首脑，这在现在也还如此。我参加过一次，大概是在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清华大学演讲，北大也奉命派了一部分学生参加。白天，我们聚集在清华操场上等候很久，场上搭了一个主席台。清华领导在台上先对我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其中有按印尼习惯（也许是规定，记不准确了），总统讲话，下面都要站着听；讲话结束后，让贵宾、领导先离去，然后大家才能散会。苏加诺讲些什么，我也都忘了，但肯定不是我们的首长讲的那套。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天天气很热，大家站的时候长了一些，散会时，有一些清华同学先动起来了。所以，陪同苏加诺来的陈毅副总理、高教部长杨秀峰不大高兴。等贵宾、领导走了以后，清华领导就批评我们，并说：“陈毅副总理很生气，说‘我这个元帅，指挥不了你们大学生！’”这也算是一个花絮，却一直存留在我记忆中。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年旧事了，如今回忆起来仍然使人不胜感慨，但也可算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