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在北大听大报告的一些花絮

作者:丹 晨




  50年代在北大上学,曾经听了许多报告,有些至今印象鲜明,铭记难忘。
  听大报告,是那时的“时尚”,机关、学校、工厂,都常举行的。这似乎是共产党领导的一种方法,一种传统。在过去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里,就是经常用来传达形势和任务,讲解理论和政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主张的一种有效手段。领导干部大多都很能讲,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讲上一天、一晚的,也是常事。所以称之为“大”报告。许多人的马列主义就是从这些报告中学来的。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边听边做笔记,坐在小马杌上(解放后条件改善了,可以坐在礼堂或剧场的座位上),把笔记本摊放在膝盖上,俯首弯腰,认真记下每一句话。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积下好多笔记本,就是听大报告的成果。
  这种听大报告的形式所以流行于当年,与战争环境中报刊书籍等资讯传递不便固然有关,也因干部队伍文化程度有限,才用这种口口相传的办法。但沿袭到1949年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流行不衰,这也就使我辈有机会领略了大报告的余韵。我记得1950年初,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初到机关工作,第一次听大报告就是听了一整天,全系统的党员都参加了。人员众多,中午开饭,餐厅挤不下,就在各个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八个人一桌,很丰盛,当然是免费的;其实那时连“费”字都不过脑子的,说吃就吃,有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痛快的意味。
  1955年,我进北大读书,仍能常常听到首长的大报告。北大的报告有它自己的特色;第一,报告多,隔三差五,一个学期能听到好几次大报告;第二,报告人的身份高,很多是中央首长。据说,1952年,马寅初上任北大校长时,毛泽东曾找他谈话,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马老说: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以后我请谁到学校里去作报告,可要得到保证!”毛泽东笑着说:“这条我保证!以后你想请谁,我就保证他随叫随到!”果然,后来马老陆续请来许多中央首长作报告。这大概就是北大大报告的特色的由来。马老到北大的当年9月,就请到周恩来总理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从下午2时开讲,整整讲了五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大报告。不过,我那时还没有入学,无缘躬逢其盛,这是从书中得悉的,大概是可靠的。
  我在校时,曾听到过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是讲经济建设形势。那时像他这样的中央首长讲话,主席台上没有坐许多陪客。马老迟到了。他说一口浓浓的绍兴官话,自称“兄弟”,对副总理则直呼其名,曰:“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吃了一眼老酒,来迟了。今天请李富春来作报告……”一句话就引来台下一片欢笑声。他老人家耳朵有点背,每次举行报告会,就自己搬过椅子,紧挨着报告人的左侧坐下认真听讲。那时提倡“三好”,马老常常鼓励同学努力学习好同时,还倡导体育锻炼身体好;他现身说法,讲他自己怎样一年到头天天洗冷水浴,即使大冬天也是如此;讲他经常爬山,如今七十多岁了,还坚持不息;讲他如何节食,有时两个星期不吃饭……斯情斯景,为北大学生传为美谈。
  我还记得胡耀邦也来校作过报告。他是当时团中央书记,好象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不久。他非常健谈,也非常诙谐,对青年学生讲话,一句套话官腔都没有,都是生动活泼的口语和事例,不断赢得大家的掌声和笑声。讲到兴之所至时,他忽然就地旋转了一圈,说:兄弟不满五尺,貌不惊人,但到国外,(在联欢节上)却受到外国朋友特别热情的接待和尊重,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国际地位高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者,代表……哗!又是一片掌声。
  那时,这种大报告都是在大饭厅里举行的。大饭厅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是用钢梁交叉支撑起来的一种大型简易房屋,有点像厂房似的,看起来很高大空阔但却有点简陋,只是很实用。房子东西走向,西侧是一座简易的舞台,舞台背后就是大厨房。所以,这个饭厅除了用作吃饭,凡是全校性的室内活动大多在此举行,诸如:开大会,听大报告,过年开通宵舞会,放电影……等等。真可谓集诸多功能于一身。但是,大饭厅内很空旷,连桌子都愈来愈少,更不必说椅凳了。大家都是端着碗站着吃饭。每次开会、看电影,都得自带板凳。有时,大报告进行了一半时,主席台后就会飘出一股诱人的饭香来,也好像是在提醒报告人,时间不早了!
  这些大报告,与当时的形势往往紧密相连。譬如1956年,中央强调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时,副校长江隆基给全校作报告,说到对马老,党委一直是非常尊重的。学校里的大事都是请示马老,经过商量、交换意见,得到同意后才去执行的。马老每次外出归来,江副校长必向马老汇报情况,听取意见。马老对学校党委也很尊重,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江隆基是位党内资深的教育家,战争年代就曾担任过边区教育厅长,他好像陕甘一带的人,口音较重,为人说话非常斯文温和谦逊。有一次,他在报告中,批评党团组织在学生工作中,不恰当地过分强调集体主义,什么事都讲集体:集体复习功课,集体看电影,集体唱歌,集体跳舞,连散步也要集体。他是想纠正那种极端主义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但很委婉平和,令人心服。
  但到了1958年时,中央又号召拔白旗、插红旗,对知识分子态度大变,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这次是陈伯达来作报告,中心就是宣传“厚今薄古”,批判有理,大讲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这是引用、发挥列宁的话;然后引申出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的福建话很难听懂,说了半天,几乎什么都没有听清楚;只记得了这一句,倒是关键的一句:要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搞大批判,要大“破”。
  陈伯达谈到这场批判时,强调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而且要从学术思想批判,那是掘资产阶级的“祖坟”(中国人是很忌讳这句话的,以为极狠极毒之语),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仗的本钱都批掉了,他们也就翘不了尾巴了。这样的话后来陆平也说过,显然是有所本的。
  这时江隆基调走了,隐约听说因为他右倾。新来的副校长陆平,正好碰上大跃进,给全校作大报告,热情畅想共产主义,有些话不仅使我当时震惊,而且终生难忘。他说,现在学生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出教材(本班中文系1955级有幸为始作俑者),这些老教授们还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以后就不能再上讲台了,但可以搞个编译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又说,现在形势发展那么快,再过一年零几个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个人主义、老一套生活方式都不行了。私有制社会的家庭形式,也要改变,将来就是发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平时忘我劳动工作,过集体生活,夫妻也只是到周末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家庭形式……。这使人们想起了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
  陆平说话充满激情,很有感染力。他原在铁道部当副部长,听说年轻时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有一次,在校园里迎面看见他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穿着浅灰色的薄呢制服,中间一排扣子全部都是敞开的。在我的肤浅印象中,觉得他是个很豪迈粗放的人。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二三年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又是双反运动(反保守、反浪费),大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又是大跃进,又是三面红旗,又是反右倾,学校里几乎没有好好上过课;或是发动学生贴大字报,批判老教师;或是下乡收庄稼,在学校里炼钢,去十三陵工地修水库;或是所谓搞集体科研,从刚进校门的一年级同学开始就让写书编教材……老教师都成了资产阶级,被批判对象。学生自己能编书了,还上什么课?原有的教学计划、教学秩序、生活作息规定……全都废弃了。这时提出了一个所谓新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新型普通劳动者。其实呢,只是在搞运动,搞劳动,搞“科研”,根本就没有机会真正学习科学知识。谁若提到学习,提到“专”,就是你还想走“白专”道路。这时的北大已经不大像一所大学了。连德高望重的校长马老也未能幸免,上面发动学生批判他,还发动校外媒体公开批判,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马老靠边了(正式免去马老校长的职务是在批了他一二年后的1960年初),所以大报告也相对少了,更不大有中央首长来校作报告了,这与马老不再主事大概也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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