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人民日报曾有过一位政委
作者：余焕椿
转移阵地十月受命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再度被打倒；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年，天灾人祸，民众觉醒，政坛巨变，大新闻一个接一个。人民日报经历十年劫难之后也在这一年重新获得新生。
10月6日，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那天午夜，他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紧急电话，让他回北京。迟浩田问，什么事？对方说不知道，“你来了就知道了”。
迟浩田回忆说，“在这个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怎么让我回去呢？”他坐立不安，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军区问秦基伟政委。秦基伟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说“这大概是中央定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吧”。这个回答更使他忐忑不安。这一夜，迟浩田脑海里“翻江倒海”，他想起解放军报的事，再也无法入眠。
那是1971年3月，迟浩田到解放军报社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不久，核心组通过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回来工作，因此，触怒了当时造反派头目。1973年底，迟浩田已调北京军区任副政委，不到两个月，又被揪回军报，被扣上“翻案大队长”、“批极左英雄”、“还乡团头子”、“复辟倒退急先锋”等十几顶帽子，进行长达两年之久的批斗。这次回去，是不是还要回军报接受批斗？真是心有余悸呀！
当夜收拾好行李，迟浩田便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明天咱们一起回去，到京后兵分两路，你们回原单位，不要跟着我了。”第二天早上，到机场送行的人，个个心情沉重，沉默寡言，告别的话都是一样的：“老迟，你这次回去吉凶难卜，望多保重！”那情景就像生离死别，仿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到机场接迟浩田的是一辆黑色骄车，而且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凭着多年的经验，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并预感到形势可能发生了朝大家期待的方向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在中南海西会议室迎接他的是军事、外交家耿飚，当时掌管着宣传口。耿飚伸开双臂欢迎迟浩田，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尽管迟浩田很不习惯这种礼仪方式，但他也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一见面就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去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你愿不愿意去啊？”
虽然有过军报那段令人寒心的经历，但一听说去人民日报，去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阵地，纵有千难万难，也容不得他丝毫犹豫。迟浩田坚决答应了下来。
兵贵神速立即进驻
耿飚非常高兴，对迟浩田说，“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你先拿个方案”。迟浩田考虑到“四人帮”被抓尚处于保密阶段，于是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赶快抢占阵地。并考虑了与人民日报鲁瑛见面和进驻报社的一些细节。耿飚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
鲁瑛毫无思想准备，依然颐指气使。迟浩田回忆说：他来了以后，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强压住火气，用平缓的口气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介绍信放到他面前，他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神态来了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中央那封信的内容是：“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鲁瑛看完信，迟浩田严肃地对他宣布了三点：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这一切交待完了，迟浩田等三人，便坐鲁瑛的车子一同来到人民日报，连夜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按照事先预备好的程序，一一进行。当时，报社其他领导成员还蒙在鼓里，对事先没有通知，深更半夜召来开会满腹牢骚。但一进入会议室，全都傻了眼，立刻意识到“上面出了大事”，虽预感到会出事，但没有料到事情来得如此之快。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从表面看来，“四人帮”阴谋诡计似乎一一得逞：群众被镇压下去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点名“批邓”了；报社“有功之臣”在人民大会堂与王、张、江、姚一起弹冠相庆，共同炮制充满谎言的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连同处分邓小平的决定，同时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这一切虽是按照他们设计的方向发展的，但因为做贼心虚，一种不祥预兆搅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且听他们当时的心声和行动吧。
甲：“有朝一日，可能对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整个翻过来。人家说你《人民日报》登了那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要准备拉上台去挨斗，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拉我上去斗，我很可能相当顽固。”
丙：“邓纳吉可能重新上台，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总理逝世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主席逝世后，肯定会发生更大的事件。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斗争风暴。”
丁：“刮十二级台风也毫不动摇，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是付诸实行的时候了。”
他们紧锣密鼓，办学习班，训练骨干，重新组织队伍，做种种应变准备。这个时候，姚文元亲临人民日报，要鲁瑛“总结应付突然事变的经验”。毛主席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在中南海对鲁瑛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如果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你自己也要注意，斗争是很复杂的。”鲁瑛说，“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注意些”，“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广大民兵哩！”
“民兵！”鲁瑛得了姚文元这一暗示，先打电话到报社，要他们“注意阶级斗争动向”，“把民兵组织好”。接着赶回报社召开党支部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支部领导成员坚定沉着，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守岗位，让中央（即“四人帮”）放心。他们将会议情况写成简报送姚文元，受到姚文元称赞，说：“你们的简报写得很好，就是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就是要敢于斗争。”
他们是多么心虚，多么慌张，却又故作镇静，互相打气。现在，中央派迟浩田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从他们手中把权夺了回来。这些人昔日的神气和威风，随着权力的丧失，已经不再，那里还有什么“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一个个丧魂落魄，木然地坐着，等待命运的安排。
迟浩田一面让鲁瑛给大家念中央的通知，一面观察在座人员神色。那几位说“豪言壮语”的人，既不满又紧张，但又无可奈何。迟浩田针对这些人说，“报纸要办得符合人民的心愿，关键在办报人思想。谁违背人民的心愿，谁就会被人民所唾弃。该宣传什么，不该宣传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我们要扶持正义”。他的话具有警醒的力量，一下把那几个人镇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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