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忆周惠同志
作者：田聪明
盖广义是个老党员、老农村干部，人很好，很热爱集体。周惠同志与盟旗领导说，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响根深蒂固，这说明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重，最终还要靠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多年后周惠同志还常提到这位老盖，并说他是好人，称赞他敢讲真话。
我在周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年。不论是任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副主任、秘书长，还是副书记，没有向他说过一句假话。我刚到周惠身边工作时，他能吃、能喝、能睡，也很健谈，但毕竟已62岁，加之坎坷经历，头发少而全白，牙齿也很不好。出于责任，也出于尊敬和同情，总想尽可能为这位长我25岁的老人多分担点具体事务。在他身边工作的三年里，每次为他起草讲话，听他讲，我也讲，一遍一遍地修改后送他；报送他处理的一般文件我也都是先认真看，送到他手里时不仅讲清是什么事，也讲我的意见；有些事我主动找他讲，有些事他找我交待或询问……。这期间不同意见是常有的。记得我到他那里工作不久，内蒙古一个县不是候选人的同志当选了县长。这在当时确算得上是一条“新闻”了，所以人们议论纷纷。我对这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候选人及当选县长都比较熟，我怎么认识就怎么说。周惠同志在一次常委会上说：“对这个问题我和小田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个话传出后，不少要好的同志提醒我说：“没有你这么当秘书的。”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周惠同志这话是用赞赏的口气说的。
敢为人先不觉先
在内蒙古很多人都记得周惠同志的一句名言，叫“从大青山出发”。大青山是《敕勒川》里提到的阴山的一个支脉，呼和浩特市就在大青山脚下。1981年中央就西藏问题向全国发了一个文件，周惠同志认为其中一些做法不适宜内蒙古，所以，当有同志提出如何在内蒙古实行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说，内蒙古的事要从大青山出发。从此，人们常用这句话来说明周惠同志凡事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的作风。
周惠同志是1978年7月到内蒙古工作的，当时中央任命他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从北京赴任途中就下火车开始深入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很快发现牧区和畜牧业在内蒙古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导上也同农村和农业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牲畜对牧民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区党委就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户牧民可牧养的自留畜数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宽了许多。这在全国几大牧区是第一家。过了两年，牧民的自留畜发展很快，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种说法又多起来了，不少人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区牲畜总头数增长后，他却很欣慰地说，只要整个畜牧业发展了就好说。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许“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实行“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领导讲，我们内蒙古可否说是“三靠省”？这位领导同志只笑了笑，这下他心里更塌实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区农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势”。可牧区怎么办？而且不只牲畜还有草场呢？周惠同志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特别注意到内蒙古牧区大多三年一黑灾（旱灾），五年一白灾（雪灾）；近半数牲畜循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转；畜群大多需夏营地、冬营地（需储草和棚圈）等。他逐步从这些实际中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自留畜发展以后集体畜要实行承包，不然就会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场吃“大锅饭”不行，也得实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轮牧定居相结合。这就是内蒙古首先实行，后在全国牧区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同志汇报说，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产大队，牧区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经或将近超过集体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体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将集体牲畜作价归了户，牧民大多很赞成。所以，许多基层干部想推行这一做法，问行不行？我当时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实向周惠同志作了汇报。周惠同志详细问了情况后说，牲畜总头数发展了，说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作价归户能使牲畜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就可以试。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可周惠同志的意见就传开了，牧区的牲畜作价归户很快大范围推开了。这当时无疑会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应，有的“纲”还上得很高。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1983年初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到内蒙古视察，我当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分管区党委研究室的工作，就决定由我向邓力群同志汇报牧区“草畜双承包”和牲畜作价归户等问题。我用统计数据汇报了周惠同志所问过的那几个问题，如牲畜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牧民收入增加了，集体牲畜变成了钱，也没受损失等。邓力群同志听后说，那就证明你们搞对了。这也是后来在全国牧区推广的做法。
周惠同志由于坚持求真务实，心中有数，所以他敢为人先不觉先，面对风险不畏险。
亲情、友情都在真
周惠同志十分尊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重亲情、感情。周惠同志在弟兄中排行老七，他三哥惠浴宇1982年以前任江苏省省长，人们都称他“惠老”。中央每次召开有省委书记、省长参加的会，周惠同志的业余时间就基本上交给他三哥了，不是一起去看熟人，就是兄弟俩一起聊。惠老退下来后到内蒙古去过一趟，周惠同志没让惠老住宾馆而是住在他的家里，并且是把他老伴的卧室腾出来给惠老住。对此，我当时很受感动。
1980年6月，周惠同志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提前一周全团在北京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集中。一天晚上，他和一些熟人一起吃饭，喝了点酒，回来就睡了。可11点多来了一个长途电话，我不得不把他叫醒。
大概是晚上吃饭时与熟人聊到了往事，又喝了一些酒，接完电话后老人的话多了起来。我一边给他茶杯里倒水，一边听他讲。周惠同志先是说我们过去党内斗争中的一些教训，记得主要谈到了小平、陈云、彭德怀、黄克诚等老同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当谈到陈云、黄克诚等因讲真话多次挨批无法工作，拨乱反正后可以工作了，可他们的身体却不行了。这时他掉泪了，而且泣不成声。我也跟着掉泪，从中受教育、被感动。他再一次泣不成声是谈到他的孩子，那是在“文革”中，他被关起来了，四个孩子相继下乡插队，经过再三交涉才允许他们见一面。他说他当时给孩子们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反革命；二是不论走到哪里，相信老百姓能生活你们就能生活；三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寻短见。这个时候我也泣不成声了……。我们都只穿着背心裤叉，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一直跟我一起生活。我父亲50年代开始就患有肺病。1981年6月下旬，我随周惠同志参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结束后的7月2日上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省委书记会，专门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和成千百万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陈云同志讲文件，小平同志讲话，耀邦同志主持会议。这时接到家里电话，说我父亲病重，周惠同志得知后一定要我快回去。我3日赶到家，送父亲住院，18日就去世了。父亲受了很多苦，刚刚生活好一点却去世了，我和母亲及全家都悲痛极了。当天周惠同志就到我家里，含着泪安慰我妈妈，安慰我们全家。这么大的“官”为一个老农民去世来看望，我们全家，特别我妈妈非常感动。后来，包括到北京以后，周惠同志几次到我家，和我妈妈聊天。我妈妈是个一字不识的老农，可两位老人好像很能聊得来。周惠同志还说我妈妈是个“农民政治家”。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周惠同志对我曾有过一个评价：“知道老呀、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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