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忆周惠同志
作者：田聪明
冬去春来更逍遥
由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疾患，周惠同志的最后十多年基本上是在轮椅上度过的。进入2004年则基本在床上躺着，只有精神好些时才能起来趴在移动的平板桌上坐一会儿。但他的头脑一直很清醒，思维很敏捷，说话也很利索。我每次去看望，他总是聊个不够。
2003年下半年，他多次同我说，他不想死但不怕死。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说说对我的评价。我就根据这些年的接触和对过去的一些了解，通过一件事一件事谈了他的长处，也谈了他的不足。他点了点头。后来又几次同我谈及墓志铭，主要谈及古人的墓志铭和后人对墓志铭的感受。再后来又几次谈到如果他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该如何写？去年上半年，有一次去看望他，他要来一张16开纸竖写了四行字：“人世沧桑近百年，匆匆忙忙春去了，风吹雨打花落地，冬去春来更逍遥。”他一笔一划地写，我边看边琢磨。他手抖写得比较慢，但每笔每划都很认真。从这几行字不仅可看出他流畅的书写风格和字体特点，而且明显感到他对自己一生概括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表述韵味。他还一字一句地讲了他的考虑。特别最后一句中，原来是“冬去春来也逍遥”，经过反复推敲后改为“冬去春来更逍遥”。他说这样好像更积极些。一字之差真实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2004年7月23日上午我去看望，我们聊得时间比较长，而且基本上是听他说。他聊得很认真，坐起来过两三次。12点过了，家人两次说吃饭吧，但他摆摆手后继续说。先是聊围绕台海局势有关的事。后是聊了有关“人生”的一些事。其中聊到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检讨，但到了第二年批得更厉害了，感到不“检讨”不行了。在一个晚上和老伴一起“到院里咬耳朵”，还是要顾忌“党票”啊。特别谈到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一再要求他做的一件事，他虽然只做了不算太紧要的一点，但他对那个事是赞同的。“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件事一直没有说也不想说，今天也给你说了，你知道就行了。人啊，很具体。他躺下后说：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不错。稍歇会儿后说，你也该回去吃饭了。
过了两天我出差了，又过了几天周惠同志住院了。8月6日中午得知他住院，可当我赶到时已经上了呼吸机。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我有空就去看看，可只能用眼睛交流，只见到他的嘴在动，没能再听到他的声音。每忆及此就想掉泪。
伴此“君”非伴虎
我是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开始与周惠同志直接接触的。自那以来的25年里，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和他聊天、谈心……从未间断，无拘无束。由于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近19年，所以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工作以外的事，海阔天空，随意道来。但所有这些都使我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他一生未变的人格，理解同他共事中一些事的决策过程。老人走了，但我却经常不觉老人已经不在世，多年同老人相处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反复浮现。老人求真务实，爱憎分明，宽厚待人的形象更加清晰逼真。
1979年农历腊月2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宝音图秘书长找我，说拟调我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身边工作，侧重文字方面。还说一过年，也就是1980年正月初五就要跟随周惠同志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我一时为这一很突然的问题而惊讶呆了，觉得“这不可能”，可又不知该怎么说。冷静了一会儿自觉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一说我是记者，自由活动习惯了，做秘书不适合；二说我性情锋芒毕露，好坚持自己认准的意见，做秘书不适宜；三说我属总社管的干部，分社社长已回山东过年去了，正月初五肯定赶不上。那时，我对新闻业务刚刚开始“入门”，并已见到了些成果，特别是对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加之“伴君如伴虎”的世俗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越想越觉得不能去。所以，对以上三点我反复向宝音图作了陈述。可腊月29日中午，宝音图下班顺路到我家说：已同总社联系上了，总社党组已经同意，要我正月初三上午就与他一起去见周惠同志。这天下午，分社也将总社的通知转告了我。
对这一调动我确实很不情愿，但组织已经决定了，我想说的话只好咽到肚子里。初三上午9点多，宝音图领我去了周惠同志的家里。当时正好有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和他在办公室里说话。周惠同志只问了我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什么时间入党等。然后说跟他去中央开会，并叫来机要秘书交待和我做些携带材料的准备。对给他做秘书的事却只字未提。所以，包括五中全会期间，不论直接间接，一有机会我还总是强调那些不适宜做秘书的理由，可他仍未有半点表露。
在会后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周惠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的包厢里。只见小桌板上摆着一瓶半斤装茅台酒、一小盘猪头肉、两个小酒杯、两双筷子。坐下后周惠同志说，睡前喝点酒能减少小便的次数，咱们一起喝吧。周惠同志能喝点酒，我当时也可以喝点，便边喝边聊。大概喝了三四杯，老人便很郑重地说：小田，调你来帮我工作，思路差不多。至于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原来湖南省委秘书长同我常讲些不同意见，我们也常争论，可我们关系很好。我顿时又说不出话来了，特别是对自以为锋芒毕露，爱讲不同意见这一条最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说到家了，我还好说什么呢？与此同时，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亲身感受到了这位老人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报实情的高尚品格。由此也使我讲话更放开了。聊着聊着，我就冒出了几句话：周书记，那我对您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但我们记者有条规矩，就是事实讲错了我负责，而认识上有错是允许的；如果我的错误认识被您采纳了就应该是您负责，而不是我负责。他没有任何犹豫，一边喝一边点头，并非常轻松地说了声“那当然”。这时我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想象着“庐山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而捍卫党的原则，反映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呼声的情景，心里想：“伴此君非伴虎，可能是近良师益友。”
靠实践统一认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我是华北组整理简报的内蒙古工作人员，周惠同志的文件和生活由另一位同志管。可他有空就叫我去他的房间闲聊。当时我没有任何“包袱”，所以不论全国的事还是内蒙古的事，只要我知道的，问我什么就说什么，有话茬也说些我不适合做秘书的意思。在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说我“思路差不多”的结论，大概也就是这么得出来的。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反复强调的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大概是周惠同志认为“最适合”的条件。
确实，周惠同志听意见，首先看真话还是假话，然后才论是对话还是错话，而且是只论对错，不计较态度、方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1978年冬就悄悄搞“口粮田”、“责任田”（集体）的改革。公社书记马崇发有点胆识，硬抗住了1979年春天那场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倒春寒”，取得了当年出乎预料的好效果：“口粮田”单产成倍地超过“责任田”。所以，1980年不仅中滩公社由“口粮田”、“责任田”发展到了“大包干”，而且县委书记还要在全县推广。这是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一个郊县，所以，一时间引来好多说法。这年4月份，周惠同志到这个公社调查，随同调查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当公社书记、县委书记谈到他们的做法时，这位领导很激动地说，这不真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而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则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加以阐述。周惠同志越听越高兴，笑着说他们讨论得很热闹，鼓励他们继续讲。但周惠同志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正如耀邦同志所说，他是全国搞“包产到户”最早的三个省（区）委书记之一。周惠同志所以高兴就是觉得他们都讲的是真心话。最后还说讨论得好，当然也很明确地表示可以试验，特别强调看看如何搞才能使老百姓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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