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
作者：程美东
的确，这块偏僻贫瘠的黄土地决定了范文澜后半生的命运，成就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功业。
范文澜的到来使得文化人士稀少的延安欣喜万分。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又到中宣部工作。
在延安，范文澜把自己的抗日热情全部倾注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之中，为科学地解释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41年他的《中国通史》上册出版，1942年中册出版，1946年他将上中册合在一起，定名《中国通史简编》；194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范文澜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体系。他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帝王将相为主角、循环不变为价值取向的写法，明确将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人民群众主角论、生产力发展论、阶级斗争动力论贯穿到中国历史的内容，使得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新感受、新视角，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范文澜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四万多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像他这样的旧学造诣卓尔不凡的大学者却抛弃了自己过去谨谨守规的治学之路，转而孜孜于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说当时的中国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对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的渴望是何等的急迫。
陈寅恪：静静流淌的热血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正卧病在床，中国军队在前线迅速失利的消息使这个病中的老人忧愤不已，最终他拒绝服药，拒绝进餐，于9月14日溘然去世。国难家殇一起刺痛着陈寅恪的心灵，使他本已有疾的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嘱其迅速治疗，但陈寅恪担心治疗过程较长而长期滞留在沦陷区，便毅然放弃治疗，决定南下长沙，执教于由北大、清华、南开诸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他的眼疾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终在抗战末期完全失明。
南下的历程对当时视力已急剧下降的陈寅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虽然校方给他买了卧铺，但拥挤的人流使他无法上车，最后还是别的车厢的朋友从窗户里把他拽了进去，并腾出一个位置才得以成行。
然而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恶化，长沙已不安全。长沙临时大学又向云南的昆明、蒙自迁移，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绕道香港、越南，历经曲折，才到达目的地。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次年9月他决定取道香港赴英就职，因战时交通不便而在香港逗留。此间，他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的聘任，还一度担任国内该系的系主任。1942年陈寅恪设法偷渡离开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在辛苦颠簸中经澳门、广州湾，到达桂林。此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在成都）。1945年春赴英国治疗已经失明的眼疾，1946年6月回国，不久重回清华大学执教。
综观陈寅恪在抗战八年中的言行，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政治活动，他毅然秉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原则，在图书资料异常匮乏、视力日渐失明的情况下，还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考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
然而，陈寅恪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滚烫的爱国之心。他不愿寄篱于沦陷的北平，以羸弱之躯千里迢迢辗转于流亡途中的行为，就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最大的谴责。他是个崇尚民族气节的人，他视“中华文化为三纲六纪”，虽然不能驰骋疆场，但绝不可仰人鼻息地求存。他潜心学术研究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所长，为民族争得一口气。在抗战前，牛津大学两次聘他教授之职，他都加以谢绝，而在抗战时期他却接受了，是因为他此时在外邦的讲学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萃，本校同仁与有荣焉”。他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战。当他身陷香港粮食紧张不得不典衣当食时，日本军方曾派人送来两袋大米，他却将之推出门外，来人反复强送，都被其断然拒绝；有人请他到沦陷区的广州或上海创办东方文化书院，他也不予理睬。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何以没有醉心于自己的文化事业，而坚定地参与到自己最不趋同的时事政治当中去？因为在陈寅恪看来，爱国已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自由独立的生存理想。是故，才可以理解他虽如此地爱国，却没有依附于、亲近于都在坚持抗战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延安共产党政府。
上述四个大文人中那三个本来曾决心不问政治的人，一个公开坚定地参加了抗日政治，一个静悄悄地趟进了反日政治，一个屈辱地半推半就地掉入了汉奸政治。由此看来，文人的远离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只有范文澜是比较一致地关心政治，而与范文澜思想倾向相一致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都在抗战期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主要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是抗战政治比较的结果。那三个在抗战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政治的人，除了汉奸之外，他们也并非是出于对当局政府的好感而产生自己的行动的，而是因为抗日。尤其是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的良心基本背离了国民党政府，闻一多的拍案而起、朱自清的拒收嗟食更是其中的惊人之举。所以，我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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