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
作者：程美东
胡适：牺牲个人自由
胡适的崇尚自由在近现代中国文人中是极其知名的。1917年，他从美国求学刚刚归国，就宣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为的就是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好从事自己的文化事业；几年后的他大谈政治，甚至于首倡“好人政府”，为的也是怕在军阀武力控制下的政府没有自由；再后来他公开批评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安全，也还是为了自由。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才逐渐看出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是不可以通过和谈而弭灭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危在旦夕，此时只有拯救国家的自由才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于是，他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连蒋介石派他到欧美去宣传抗日、争取外援的建议都加以断然的拒绝：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在朋友的“为了抗日”的哭劝下，才毅然领命。
1937年9月26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到达旧金山（1938年9月13日，他又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由此而开始了他长达五年多的抗日宣传之旅，为争取美国民众、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作出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就他个人的兴趣而言，他是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个政治家所要承担的任务的。他剖析道：“我21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国家现在到这种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并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胡适在大使职位上兢兢业业，四处奔走，八方演讲。他利用自己在美国人心中的名望，利用他自己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不厌其烦地讲述中美之间的利害关系，直言不讳地批评孤立主义的危害性；他利用自己跟罗斯福总统的校友关系，积极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他的积极争取下，中国得到了日益增多的美援。
胡适的成就引起日本的愤恨，因为他的宣传使得美国排日的空气日益浓厚；胡适的成就也引起了丘吉尔的嫉妒，因为他发现仅仅在几年间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而胡适为了这个成就付出的代价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直接加入到抗日战争行列当中。胡适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他知道自己的大使生涯也应该结束了，并很快就表达了这个愿望。1942年8月15日，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于是又高兴地开始耕耘那已久久荒芜的学术园地。
胡适可说是抗战时期利用外交投身抗战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一介书生。
周作人：懦弱的汉奸
1938年4月9日，北大教授周作人身着长袍马褂，参加了由日本人主持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标志着周作人由沦陷区无助的自由文人一下子变成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周作人的举动令时人震惊。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他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追求理想的新村社会生活。他的文学成就足令郭沫若等人赞赏：“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知堂是周作人的号。
周作人也曾是一个爱国者。青年时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看见“犬与华人不能入”的招牌，他激愤不已；“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公开揭露日本是法西斯政权。
他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无论是在“五四”运动中，还是在“三一八”惨案中，他都坚定地站在受政府迫害的爱国师生一边，痛斥政府的残暴。
他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好”，“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
这样有血性的周作人怎么当起了汉奸呢？
“七七”事变后，很多学者文人都纷纷南下，周作人却迟迟不见动静。据他后来的解释，一是他家人口太多（其妻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其父母、弟妹都随周作人生活），共有19人，行动不便；一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派其与钱玄同、孟森、冯祖荀共同留守北大（此点后来得到了蒋梦麟的证实）。他的逗留在北平引起了国统区朋友的不安，大家希望他离开敌占区，郭沫若大声催促：“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但周作人终究没有南下。
他也没有立刻沦为汉奸。在北平陷落的半年多时间里，他拒绝了日伪控制下的伪满洲大学、伪北平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等各种机构的聘请，安静地读书。后来随着生活的日益拮据，他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向了日本人的怀抱。他先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伪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到后来，他甚至于无耻地谋划伪国府委员一职，就为多拿一点薪水。此间，他以伪官职的身份访问过日本、伪满洲国，其影响极其恶劣。尤为过分的是1942年12月9日的阅兵式上，他头戴日本战斗帽，身着日本军装，整个一幅日军的打扮，一代文人的雅名消逝得无影无踪，活脱脱的奴才相！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判刑10年。1967年在北京病死。
周作人的当汉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没有了这个，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角色从何体现呢？
范文澜：战斗的学者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
他本来是一介书生。在北大文本科学习时曾受业于黄侃、陈汉章等国学大家，专心经书研究。但他骨子里有一股强烈爱国入世的激情，所以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虽然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就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就是在这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他在1930年和1934年曾两次被捕，幸亏蔡元培的营救才免难。
这样充满激情的文人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只能是义无反顾地参加抗日。1938年9月，他主持创办了《风雨》杂志，亲自撰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对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一文中严厉地批驳了唯武器论，指出只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进行全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一书，两个月就销售5000册，范文澜一下子成了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
为了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为了延续抗战的血脉，范文澜策划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首期招生一百多人，并亲自授课。1939年他来到信阳四望山，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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