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
作者：吉伟青
熊复犯心肌梗塞倒在贮菜窖口
1968年初冬，一车车大白菜从贺兰县城和立岗镇运到干校大食堂广场上，准备往早就挖好的一个很大贮白菜的地窖里搬。一到冬天，白菜和萝卜就成为干校的当家菜。军管组发出指令，革命群众押着“走资派”，分成两班，轮流把大堆白菜倒腾到菜窖里。在第一天运送大白菜的我们这个班的前头，突然倒下一位老者，他就是患有心脏病，而且心肌梗塞过两次的熊复同志。只见他卧在地上，脸色苍白，口吐污物，浑身抽动。当时场内一片混乱。校医给他含上硫酸甘油，然后让车紧急送往银川医院抢救。他的家属在现场哭着说：熊复这是第三次犯心肌梗塞了。他这样的病人，根本不能到干校来，更不能参加运送白菜这样的强劳动，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熊复躺在吉普车里，颠簸几十里转到银川医院。生命垂危，经抢救，在银川住了一年多，一直未治好。
袁水拍对驴大喊：“同志，站住”
袁水拍是原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身高羸弱，完全是一个“五谷不分”的书生。干校分配他工作，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初让他放鸭子，因为干校二连买了一批小鸭子，准备喂大了改善伙食用，由于喂养不当，相继死去，只剩下三只小鸭子，让袁水拍赶着在田间地头或路边放养。一天，三只小鸭子被路上的行车给压死了，他后悔莫及，像做错事的孩子，在路边哭泣，然后向领导作了检讨完事。后来又安排他喂驴，并在豆腐房做下手，由他把做好的豆腐装在驴拉的车上，从驻地送到贺兰县城一副食店，回来的时候拉回一些油盐酱醋及佐料。有一次他赶着驴车回来，离驻地还有三四里地方，路上的汽车鸣喇叭，把驴吓着了。驴拉着车越跑越快，袁水拍坐在车上惊恐万状，又不会喊让驴站住的口令。他惊呼大叫“同志，站住！同志，站住”，连连呼叫多次毫无作用，驴拉着车直奔驻地马棚而去。驴停下来后，袁水拍吓得面如土色，因他有肺病，大口吐血，于是就让他休养。从此，再也不让他赶驴送豆腐了。
于光远的“特殊大米饭”
于光远原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次也是以中宣部“黑帮”的一员到干校。他是上海人，在饮食上对北方人的面食（馒头）和玉米“窝头”，一见就发愁，最喜欢吃大米饭。可是干校由于自己种的稻谷，头一年颗粒无收，靠买大米，每周也就吃到一两次米饭，大部分是馒头或窝头，而且吃窝头的次数更多。于光远也在想办法如何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每次吃馒头和窝头时，他不要馒头而要窝头，大家都觉得奇怪，不吃细粮而要吃粗粮，结果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买了窝头后把它搓碎，像粒粒米饭状（比米饭粒大一些），放在菜碗里混合一下，当做米饭吃，吃起来还津津有味的样子。所以当时有的同志就留着窝头给于光远换馒头吃。在干校里盛传于光远创造了窝头米饭，也叫“于氏米饭”或“特殊大米饭”。他的这一发明，成为干校一大笑柄，而他却显得其乐无穷。
干校领导把于光远看成科学家。他经常与管种田的同志研究，盐碱地的稻田种的稻谷，为什么颗粒无收，经研究：（一）是盐碱地种稻子，头一件大事就是放水压到什么程度，才能不使盐碱冒出来，这要请教当地老乡，摸着压水规律就好办了。（二）是缺肥，就派人到乌达县买化肥。（三）是田间管理太差，草长得比稻谷还高，呈荒茎状，于是加强田间管理。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第二年稻谷达到每亩高产七八百斤。大家都说于光远在解决种稻田的问题上有功。这样食堂伙食大有改善，每周吃米饭的次数有所增加。
平常于光远的任务是养猪，他就想尽一切办法研究猪饲料配方的问题。他养的猪又肥又大，大家由每月吃两次肉，改为每周吃一次肉。伙食改善了，大家对他大加赞扬。
我喊“没有醉”是翻案
每年春节干校革命群众都会餐，而我们“黑帮”没有资格参加。1969年春，第一次在干校过春节，发给我一斤白面、一斤菜、半斤白肉，让我自己做着吃。我不会做饺子，愁得闷闷不乐，春节的夜晚一个人坐在炕头上，涕泪沉思。最后，只好做了两碗疙瘩汤，喝完倒头睡去。
1971年12月，经过多次批斗，我写了多次违心的检讨后，军管组宣布解除对我的管制，也叫做“解放了”。就在这年的春节，原中宣部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为庆祝我的“解放”，特邀我参加办公室同志的会餐，而且安排我坐到多数是女同志的餐桌。大家欢欢喜喜，大吃大喝。我第一次参加和革命群众同桌会餐，很是高兴。同志们连连不断的劝我喝酒，女同志都是一杯对一杯的碰杯喝光。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有预谋——就是使我认为女同志不会喝酒来劝我喝。我失去警惕和控制，结果他们有的喝的是白开水，我喝的全是白酒，就这样喝呀喝呀，把我灌得烂醉如泥。散席时，我走不了路，有两位同志驾着我往院里走。我反反复复地大喊：“我没有醉。”这时被军管组一同志发现，说我有意翻案，说自己“没有罪”。第二天，又组织人批评我，说我明目张胆地喊“没有罪”。我反复解释，办公室的同志也帮着解释说，他喊的是没有喝醉的醉，不是翻案的意思，我才免遭一劫。
有妻携子女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爱人包湘君在宁夏青铜峡水利部五七干校，距我们干校也就一百多里路。1970年春节临近，她准备带着两个插队的孩子和在农村上学的两个孩子到干校看望我，使我们几年没有见面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过个在慌乱中亲情交融的春节。于是她给我们干校领导打长途电话，表示要来住几天。可是干校军管组不同意，在电话中说什么“吉伟青还在受管制审查时期，家属不能来探视。干校也无法安排房间住，还是不要来吧！”包湘君一听此言，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回敬电话中的人，她愤怒地说：“吉伟青受审查，但他不是犯人，你们干校也不是监狱。我和他相处二十多年，我相信他不是走资派，不是‘黑帮’，不是坏人。为什么不能相见，我不是去探视（探监的意思），而是我们一家人失散几年没有见面。我们两家干校虽然相距只百多里路，平时根本不能相见，只有春节放假才能请假。我们是去过春节全家相聚的，至于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大干校腾一间小屋没什么困难。我已经拿定主意，你们不同意，我也是一定要去的。我准备腊月二十九起身，不多说了，就这么定了！”弄得军管组无言答对，直说这女同志真厉害，也只好认了。
包湘君带着子女从青铜峡坐汽车到银川，已是晚上十点多了，长途公交车没有了，她们携带一些吃的用的大包小包，徒步从银川到干校。一路上小孩又困又累又饿，我爱人就领着大家唱歌、逗笑，几十里路走到天明才到。干校领导腾出了一间空房，土炕上铺上稻草，就算给我们安了个家。好心的同志们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还送来家用的炉子、锅碗瓢盆。我们很受感动。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小屋的土炕上，过了一个温馨愉快幸福的春节。之后，有的同志对包湘君说，人家说你真厉害。她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他们这号趋炎赴势的人，不讲人道的人，不厉害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