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
作者：吉伟青
别了！五七干校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给全国司局级以上干部进行体格检查，这是天大的好事。干校领导组织我们这批“走资派”（大约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两位准司局级干部，科学处龚育之，理论处何静修。所谓准司局级干部，即部长会议讨论过提拔为副处长，但尚未任命。他们和我们一起住牛棚）到银川最大的医院去做体检。结果查出许多同志有这种或那种病症。我和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的心脏病较重，T波倒置，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军管组认为银川医院检查的不一定准确，又联系军队的医院对我和林涧青进行检查，结果和银川医院检查的一样。恰在这时，熊复因为长期住银川医院不见好转，他的家属给周总理打了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疗。不到半个月，周总理办公室就通知干校让熊复同志回北京治病。我和林涧青也向军管组提出要求，回北京治病，但迟迟不作答复。
1972年春天，包湘君所在水电部干校撤销，给干部分配工作。包湘君提出不参加分配，要求调到我们干校等我的问题解决后一块分配。经两个干校协商，包湘君调到我们干校，和我生活在一起，等待将来分配。从此，我在干校有了个家。她来后惊讶地发现，烧炉子的煤球放在屋檐下晾晒，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了一片雪白的元宵似的球状，可见当地水碱的厉害。
自从有了家，我爱人除去食堂打饭外，还可以自己做点可口的饭菜。当时干校规定，不准买鸡，只允许买鸡蛋，不知为何做这样荒唐的规定。包湘君不理那一套，又买鸡又买鱼（因地处黄河支流附近，鱼很多，鲤鱼、草鱼、鲫鱼应有尽有，价钱也很便宜，因为当地人不爱吃鱼）。我真正享受到家庭的幸福和快乐。当时照顾我不下大田，而在菜地劳动，早出晚归，蹲一天菜地也是很累的，筋疲力尽，而且经常夜里在菜地小棚子里值班，一团团的蚊子大肆叮咬，实在痛苦不堪，彻夜难眠。即使如此，我一回到家，就觉得一股暖流溢满全身。舒适的生活，使我心情舒畅，体会到爱是人间最美好、最奇效、最快捷医治身心苦难的良丹妙药，我尽情地享受着。
1972年五月间，军管组突然批准我和林涧青回北京治病。这一大好消息立即传遍全干校。很多同志给我们送行，帮我们搬东西装车，还说你们回去就不要回来了。大家也预感到干校快结束了，很多同志都欢欢喜喜地送我们上路，自由、和谐、安乐是人生多么美好的生活氛围啊！
1972年的七八月份，中宣部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了。在干校撤销前，军管组总想在中宣部的“阎王”、“判官”中，揪出一两个走资派。他们集中精力打于光远的主意，搜肠刮肚网罗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大会小会讨论想把于光远定性为走资派。他们这一行径，遭到中宣部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也只好不了了之。
1972年10月，军管组开始分配干部，把吴寄寒（中宣部教育处处长）、郑必坚、龚育之、罗劲柏和我等六七个人分配到当时由迟群、谢静宜（“四人帮”爪牙）把持的所谓科教组工作。与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斗争是复杂的，又是微妙的，很难用墨笔简单说清。直到1976年中宣部还没有恢复，中央只成立一个宣传组，由耿飙负责。中宣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那场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被“四人帮”明目张胆地践踏达十多年之久，真可谓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历史。
（2004年10月间85岁老翁写于友谊医院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