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我与作曲家郑律成的一段交往
作者：卢 弘
早在郑律成第二次重返朝鲜时，丁雪松也踏着他的足迹，跟着来到了朝鲜，她作为首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随团记者，于1951年4月返回这里，继续为中朝友谊贡献力量。他们难以割舍的朝鲜情结，一直融汇在共同生活中，从工作到创作，从思想到活动，从来没有国界，一家人既是中国的，也是朝鲜的忠诚儿女。
他又献出了大量心血之作，却在人民欢庆声中遽然辞世
抗美援朝胜利停战后，国内生活相对安定了，郑律成却没有坐下来，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又投向了我国的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他从海防前哨和海军舰艇，到空军基地和高山雷达站，又从东北的兴安岭森林，到云贵高原和长江、岷江水上，到处采风深入生活，始终保持着和部队战士与人民群众以及各民族的亲密关系。回京后除了整理资料和精心创作，又利用种种机会和时间，钻研音乐理论和作曲技巧，还不断赶到天津音乐学院去听外国专家讲课。虽然他早已是成熟的大作曲家，仍然虚心求教，努力提高自己，同时创作了大批大合唱、进行曲和几部歌剧，还有大量群众歌曲甚至儿童歌曲，并且将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谱写了乐曲，这不仅是他个人呕心沥血之作，当时能这样做的，实际成为我国乐坛的第一人，甚至仅此一人。他以自己的创作和劳动，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对我国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无比赤诚的热爱。
就在他创作热情最为炽烈时，国内不正常政治生活时时侵扰着他。他对许多问题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常与周围同志探讨争论。有人提醒他别犯错误，他说自己耽心国家的前途。到1959年他公然同情彭德怀，犯了“严重右倾”错误，以致要他退党，他坚决顶住了。“文革”开始后，他因为只从事创作没担任领导职务，够不上“走资派”，就成了“三名三高”的“反动权威”、“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甚至“里通外国”的“特务”，虽被批斗关押却并不在乎，反而为许多老同志、老领导横遭迫害心痛心急。他不顾自身安危，设法一一去探望慰问他们，给他们送去自己捞的鱼和自渍的朝鲜泡菜，和他们悄悄议论国家大事。当时去看过的就有朱德、邓小平、胡耀邦、王震、廖承志等等，艺术家和战友们更多。我和他相识也就在这一时期。因为我也挨了整，他就一见如故，并引为同志，虽然他在各方面其实是我的前辈和楷模，但他从无任何名人架子，朴实纯真得就像个老农民，这恰恰透露出了他革命家兼艺术家的气质与胸怀。
1976年金秋时节，祸害全国的“四人帮”继林彪之后也垮了台，已年过花甲的郑律成却忽然年轻了，他为庆祝党和国家的新生，特别是纪念已逝的领袖毛泽东，迅速整理出早已创作的全部毛主席诗词曲谱，准备尽快排练出来进行公演。他的许多被禁唱的歌曲，也和一直流传的《解放军进行曲》一样，在全国重新唱起。我见过他为毛泽东诗词作的曲谱，一页页五线谱一个个音符，无不渗透了他的心血与深情，抄录得恭正整洁，本身就是一件艺术珍品和文物精品。不料就在人们正期待着他的又一巨作和杰作问世时，忽然传来了噩耗，因为他这时过于兴奋又太劳累了，又由于不忘当年的朋友和美丽的大自然，他在又一次去昌平运河打鱼时，突然中风不幸去世了!时间是1976年12月7日下午5时许。
所有认识他的人或仅知其名者，得知他遽然辞世，都为之震惊和万分痛惜，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出生于邻邦朝鲜的当代音乐大师，在他正为自己的两个祖国和世界文化，奉献出更新更好的作品时，却突然离开了我们!当年12月17日，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胡耀邦、王震、廖承志、陈慕华、王炳南和成仿吾等，特别是文艺界、新闻界、外交界以及各行各业的许多老同志，都赶来为他送行。陆续为他送来悼念诗文函电的，不仅有著名文化人，更有他的大批农民、渔民、牧民和战士、工人朋友，都向这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后的敬礼和最高的敬意。
他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却又根系和魂归故土
郑律成同志辞世后，中央乐团等文艺团体，决定为他联合举办一个纪念音乐会，我赶去聆听了演出，从他的作品中，我又“看”到了他那充满热情、无比纯真又异常坚强的形象。我还看到，他当年在延安的战友周扬、贺绿汀、吕骥、李焕之和瞿维同志等，都参加了他作品的合唱、指挥和演奏；抗大的老领导、刚刚重新站起的罗瑞卿大将，在台下连续高呼再唱一遍……党和人民谁也忘不了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兼艺术家。
我为了纪念与他的相识，立意为他画一幅肖像，极为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竟没有画过他，只得由他的家人和友人为我提供了他的照片，我选取了他正年轻和当八路军时的形象，以延安宝塔山为背景，加上前进中的人民军队，他走在队伍前面，一手拿着指挥棒似的柳枝，一手抓着军帽叉在腰间，正迈着大步和引吭高歌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歌声和他的英姿都融合凝固成为永恒，画完以后我总觉意犹未尽，又请人刻了两枚“闲章”印在画面上，即“高歌一曲颂延安，铁流万里向太阳”。第一句是说他的代表作《延安颂》，第二句出自他的经典名作《八路军军歌》首句“铁流两万五千里”和《解放军进行曲》中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其实这两句还是未能概括他的杰出成就和巨大贡献，因为这只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成果，他两次去朝鲜，新中国诞生后，更有大量作品和重要成就，根本没有涉及，画面更未表现。
后来我把这幅画，送给了丁雪松和郑小提同志，在此之前曾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军美术展览，又曾被印在郑律成作品的唱片封套上，在此后又举行的郑律成纪念音乐会期间，电视屏幕上也出现了这幅画。我与他的交往，虽然很有限又短暂，但却成为我友好活动中的一个闪光点，他始终在我的画中特别是心中歌唱着，他的作品及其英名，在中华大地和四海内外，必将万古流芳!
在他辞世以后，丁雪松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大使，先后出使了荷兰和丹麦，又于1985年、1992年两次重访朝鲜，1996年和女儿去了韩国，访问了郑律成的家乡，看望了他的出生地和母校，为他的父母双亲扫墓祭奠，并会见了他老家的亲属与后人。在“郑氏宗亲会”的盛大宴会上，人们对她们母女热情欢迎，他们家族都为出了一位杰出的国际艺术家而自豪。朝鲜北方对于他也表示深切怀念，曾摄制题为《音乐家郑律成》的影片。金日成几次说过，他们“不会忘记郑律成夫妇”，这使郑律成虽然在中国开花结果，却又根系情怀朝鲜并且魂归故土，成了中朝两国共同敬仰怀念的革命艺术家。
(写作本文时，参考了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的《我和郑律成》一文，谨此致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