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作者：冯晓蔚
为了证明毛泽东写的社论的正确性，在江青（化名“李进”）的直接参与下，由中央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于6月到山东武训的家乡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由13人组成，先后在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调查了20多天。回京后，由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文化部）、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建国后江青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她实际上是这次调查活动带领者和主持者。
《调查记》除前言外，分五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调查记》最后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了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在调查团出发前，毛泽东曾指示他们，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义学也不重要，它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调查记》写成后，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在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来印成小册子。
《调查记》公开发表，实际为《武训传》的讨论作了总结，把这场颇具声势的思想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
对于已经背上歌颂武训沉重包袱的郭沫若来说，《调查记》的发表不啻是又加重了几层。他认真学习后，在8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
郭沫若这篇读后感，一是称赞，二是再次检讨。他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这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他检讨说，武训原来是个“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在读了《调查记》后深感“瞠然自失”的心情下，他对自己曾“附和过”歌颂武训的错误，“重新再检讨一次”。
50多年过去了，怎样看待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次批判？
平心而论，当年对武训、对电影《武训传》的许多称赞，如上所引，确实有过分美化之处，把“劳动人民伟大典型”、“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桂冠戴在武训头上，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提出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涉及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是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当时，大批知识分子带着旧思想、旧文化进入新中国，这次批判，也就成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机会，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
然而，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到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作为当事人，胡乔木当年曾和周恩来一起审看过《武训传》。他说：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则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影片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思想问题和艺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复杂问题，是不能采取大批判的简单方法来解决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于采取了极端的、粗暴的方式，结果是，一场关于文艺创作的讨论，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运动，前后持续达一年之久，它不仅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一些同志因此而受到沉重打击，也给文艺创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1953年9月，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就指出，文艺批评“从教条公式出发”，“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和“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
郭沫若也是这些在精神上有压抑和苦恼的作家之一，他的一再自我检讨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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