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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作者：冯晓蔚
早在1945年12月，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主持下，重庆知名界举行过为期六天的“武训诞辰107年纪念大会”。郭沫若不仅出席了大会，而且与柳亚子、陶行知等同为主席团成员。在12月5日的大会上，郭沫若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武训为“圣人”，赞扬他勤苦推行普及教育，真正做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当时有不少著名爱国人士在大会上发了言。为此，《新华日报》出了专辑，发表了郭沫若等人的讲话。后来，郭沫若的讲话还被选入1948年华东新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选》，用作教材。
1950年8月11日，郭沫若应《武训画传》的编者李士钊之请，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题了辞：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
郭沫若的题辞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再一次肯定和赞扬。
就在此时，孙瑜导演把《武训传》拍成了电影，1950年底拍摄完成后，于1951年初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公映，立即在知识界、文艺界引起反响，对武训、对影片好评如潮：
武训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
武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
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阶级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回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人们同时称赞电影《武训传》的制作态度是严肃的、十分有意义的，值得鼓励。许多人热情地向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推荐这部片子，要让影片把武训精神带到每一个角落，中国需要大量的新“武训”
在当时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将《武训传》列为本年度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很短的时间里，多家报刊发表的文章仍是一片赞扬声，并号召人们学习“武训精神”。偶然也有两篇商榷文章提出不同意见，展开了讨论，但并没有影响赞颂的基调。
5月20日，毛泽东发言了。他亲笔为《人民日报》写下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不是歌颂，而是批评，措辞之严厉，批评之尖锐，对于歌颂者无异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当然这也不是讨论，对武训、对影片的褒与贬，毛泽东一槌定音。这次，是毛泽东和郭沫若在《武训传》上产生的第一次巨大的政治观点分歧。
毛泽东的批评与歌颂者的言辞是针锋相对的。
毛泽东指出：“《武训传》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的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动，难道我们是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挫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尖锐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他在文章中特别开列出了当时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报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的文章目录。对此，毛泽东是十分痛心的。
因而，毛泽东告诫人们：“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应当称赞或歌颂，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他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的问题，即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恰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出了差错。
毛泽东更为痛心的是党员同志的“思想混乱”。他指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泽东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学得了”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有质问，使得郭沫若深深不安。郭沫若自知，他不但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然而长久以来，却对武训始终抱以赞同的态度，自己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又到哪里去了？自己不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人吗？问题的严重性不必说了。他立即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差距。
于是，就在毛泽东的社论发表10天以后，郭沫若在6月1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郭沫若在自我检讨中，首先对于往日自己对武训的“盲目”歌颂，作了自我批评：
“武训的存在，我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经过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开始知道的。我一直不曾加以研究。但在一九四五年陶行知先生所主持的一个武训纪念会上应邀讲话，便也曾盲目地称赞过他。一九四七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吊诗里面曾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更好。”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会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会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出来，便十足地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画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在这里，郭沫若专门提到了作为电影姊妹篇的《武训画传》一书，因为本书是孙瑜编导《武训传》的直接起因。因此，郭沫若在文章中特别对为《武训画传》题辞之事作了自我检讨：
“这实在是我的错误。我当时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传的能事。”
“虽然我的题辞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够。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训其事。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又是要叫做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武训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这又算得什么‘奇迹’呢？”
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武训其人作了批判，特别指出了由于“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会加以研究”，就容易被武训表面上一些刻苦行为所蒙蔽。他认为，武训的以身作则是一种“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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