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刘大年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作者：刘 潞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至1991年1月23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终于得以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父亲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做什么，怎么做？》。他满怀激情地读到：“现在到了战争和战后两代人共存的最后时代，（这个时代）每天都在缩短，亲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每天都在减少，……今天的人们想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就不能放过这最后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尊自信，要有合理的信念信仰，‘国无信不立’，就是说一个国家必须以大信大义鼓舞规范众人，作为精神支柱、人格力量。”在论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研究抗日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一，认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二，认识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独特重要的地位”。会上，父亲被选为这一届的理事会会长，从此，开始了他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中有计划的组织与研究工作。
在抗战史研究中，刘大年的两个重要观点
从上面摘录的父亲保存的有关信件可以看出，父亲和他的同辈学者、志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父亲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哪些是科学的，是具有“原创性”的，我没有能力评判。但是有两点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二是肯定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
对于抗日战争，父亲在1984年4月20日给胡乔木同志的信中曾提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传统的光辉篇章，是我们的民族恢复自尊自豪，锻炼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里程碑。”1994年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民族精神》一文中说，抗日战争作为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所以“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新中国走进社会主义。”“枢纽”一词，是不是父亲首先提出的，我无法证实，但使用“中国复兴枢纽”来概括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后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对研究抗日战争来说，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客观评价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以往的主流思想，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作用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消极的。能不能根据历史事实，对此给予客观评价，是在抗日战争研究中能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试金石。但是在90年代初期，提出这个问题，不但需要科学精神，更需要胆识。
1987年中日两国学者在京都和东京共同举办的“‘七七’事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父亲向这次会提交的论文是《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提出“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抗战是积极的……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在蒋介石国民党全部22年统治中，那时它达到了值得称赞的最高度”。 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在提交的论文《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又说：“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而且国民党以后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抗日战争、民族统一实现的力量来自何方呢？……来自中国阶级关系的大变化，来自中国民族的觉醒。……蒋介石原来反对抗日，但他毕竟在民族灾难大风暴来临时转变过来了。……成了那个统一力量的领导者，这是事实。没有蒋介石政权的参加，就谈不上全国的抗日行动。中国民族就仍然是分裂的民族。蒋的转变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旧篇页的重复，而是新篇页的谱写。”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学界客观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的开始。但是，这些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的论断，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尚不为主流所接受，还确实存在一些“禁区”。
到1991年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他在谈学风会风时，又强调“抗日战争去今未远，关系复杂。某些问题看法不但矛盾对立难以避免，而且可能触发人们情感激动。这就需要百家争鸣和在争鸣中使方向趋于端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在新见解或其他什么名义下否定基本事实。”记得他在家中审阅当时编写的一些有关抗战史书时，多次听他说过：“这不是抗战史的写法，是党史的写法啊！” “写法”当然不止是如何写，更主要的是如何认识的问题。父亲反复强调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对外战争，显然与当时学界主流尚缺乏这种认识有关。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他已80高龄，但仍忍受着折磨了他多年的脉管炎，写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某大报上。文中谈到蒋介石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的作用，但在发表时，被报社删掉了。我曾向父亲询问原因，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叹道：“写得心在滴血啊！”并说以后再也不给他们稿子了。看着父亲苍老的脸颊，当时我只感到心酸，以为他是在为学术贬值叹息，不理解他那执着背后的深刻用意。1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如果那时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抗日战争，海峡两岸的对话可能会另有一番风景。
为坚持科学研究、认识抗日战争，第二年他又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照唯物论思考》，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文中，他特别用了“蒋介石何以转变抗日的问题”、“共产党斗争对蒋转变的作用问题”两个章节论述蒋介石对抗战态度的转变及其作用。说明蒋介石的转变，并非如某些文章所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民族主义思想、个性和权力欲望等”，而是“适应民族运动兴起大势，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的权力”；而“推动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抗战的力量，来自全国抗日救亡民族运动洪流。这个洪流汇集着包括国民党某些派系的各种力量，并非只有共产党一个力量”。对蒋介石转变在抗战中的作用，父亲认为：“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掌握着全国政权，抗日战争不能没有国民党蒋介石参加，也就是不能没有它参加领导。”
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60年的今天，在对抗日战争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研究的今天，我深深感到，父亲在近20年前能够获得那些客观认识，只能是源于他所坚持的“照唯物论思考”。也正是“照唯物论思考”，他才会在1982年批评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一文中预见：“日本的旧势力逆潮流而动，某一天使中日正常关系严重倒退，是可能的。”
作为历史学家，父亲是基于“近百年中日关系一系列大事，不仅直接影响中日两国间的历史演变”，而且“还影响到近代国际关系的局势，造成远东国际关系一个又一个热点”。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近百年的中日关系，我们检讨得越是彻底，认识得越是深刻，就越是能够知道两国今天应该怎样相处，如何更好地推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则明确地说明了父亲晚年放弃熟悉的近代史研究而转向抗战史研究的目的。功过由人评说，但父亲的抗日战争研究贯穿着他一生实践的信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应当是无需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