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刘大年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作者：刘 潞
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
组建学会、举办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经济崛起的今天，已经是小事一桩。但在十几年前，在国家经济拮据、人们对抗日战争研究的认识还很模糊的情况下，则并非寻常。在父亲留下的与有关领导和前辈学者的往来信件中，我得到了这种感受。
1984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大年同志：去年十二月，乔木同志曾指示北京市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政府指定文物局顾问陈鼎文同志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因乔木同志谈话时，一再提到如何进行，可多请您指导。他迫切需要向您汇报情况，并有些问题须向您请教，请您帮助，现特函介绍，务希接洽，并大力支持！此致敬礼！
友渔 四月十四日”
张友渔先生在信中提到的胡乔木同志的谈话，是指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视察卢沟桥时，对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意见。胡乔木为什么让找我父亲，没听父亲说过。或许跟日本文部省下令修改历史教科书后，当过八路军战士又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第一个发表文章严厉批判有关。
父亲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虽然始自1982年对日本文部省的批评，但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应该说是在接到友渔先生信之后。1984年4月20日，北京市文物局陈鼎文同志来信说：
“大年同志：谨把议后修订的给胡乔木同志的报告抄送给您，请核阅，并盼答复我们，我们是很企望您给以大力支援，义举共襄。敬礼
陈鼎文上四月二十日”
两天后，父亲就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份赞成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信，并表达了自己对抗日战争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的看法：
“乔木同志：北京市文物局陈鼎文同志写给您的信，由他抄了一件给我，要求签注一点意见。他们建议在宛平城修建一个适当规模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我觉得完全有此必要。您去年十二月视察卢沟桥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我没有看到记录，自必阐述周详，高瞻远瞩。照我的认识，解放战争是中国一百一十年反帝反封建的总决战，它的胜利基础是由抗日战争所直接奠定的。在那以前，日本军国主义成了世界列强宰割、奴役中国的急先锋。打败日本侵略者，证明中国人民也可以打败所有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大觉醒的表示。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从长期受摧残、受压抑中第一次获得了精神大解放。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传统的光辉篇章，是我们民族恢复自尊自豪、锻炼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里程碑。过去、现在的经验，都证明建设两个文明必须一齐抓。革命精神、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四个现代化都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办好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件具体的事，但却是一件关系振奋民族精神的带有关键性的事。对这方面的投资，是对我们事业长远精神力量的投资。它将和物质建设投资一样，造福子孙后代。现在不办，后人甚至会责备我们。我赞成陈鼎文同志的信里所提到具体建议，希望能够实现。敬礼
刘大年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1983年12月底胡乔木同志提议兴建，至1987年7月6日举行落成典礼，历时三年半。其间不仅完成了馆址居民搬迁、3万平米馆舍建设，还完成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14年间的一千余件抗战文物的征集与陈列；这在20年前，应该说“飞速”了。这其中倾注了那一代抗日老战士大量的心血。纪念馆落成典礼那天，杨尚昆、胡乔木、万里、秦基伟、王震、廖汉生、洪学智、吕正操等老将军、老战士都去了。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作为抗日战争纪念馆顾问组成员的父亲的心血。记得他曾对我讲过，他以前在苏联访问时，见到苏联红军纪念碑前苍松翠柏繁茂，长明灯终年不息，令瞻仰者肃然起敬，情景使人终身难忘。1998年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揭幕那天，我陪父亲去参观时，见到一个半圆形大厅，沿墙排列着数十盏长明灯，立柱式灯座上，镌刻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烈士的名字，仿佛一曲无声的交响乐，荡气回肠。父亲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设计得真好！他颔首微笑。我想这是设计师采纳了父亲关于为抗战烈士设长明灯建议。
搭建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平台
抗日战争纪念馆建起后，国人有了一个追思抗战英灵、缅怀抗战先烈的场所，但是还缺少一个对抗日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平台。还是胡乔木同志最早提出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据抗战馆1988年的《简报》记载，当年4月27日，胡乔木在审查抗战纪念馆卢沟桥事变半景画馆时，针对纪念馆的抗战史研究工作说：“关于研究机构，可以成立一个非实体性的范围较广的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主持人，还是由大年或穆之同志担任为好。”
胡乔木同志提出要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大环境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父亲在1985年写给胡绳同志的一封信反映出当时一些人士对抗日战争史的态度：
“胡绳同志：范作申（范文澜同志孙女）同志的信转去，请赐阅。最好您能说句话，使信上提到的两本书能够及时印出来。
日本舆论界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目前左、右两种态度、两种观点，斗争相当激烈。最近应历史所邀请来访的广岛大学教授杨启樵（台湾出生）在社会科学院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中国到处都是小报、刊物，多达几千种，内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刊载日本舆论界上述状况的文稿，令人无法理解。台湾这方面的报导也少，但比大陆多些。相反，倒是日本的左派揭露日本侵略屠杀残害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谴责侵略等，大义凛然，替中国人讲话，等等。我觉得杨教授的讲话很能代表一种看法，建议主持前述座谈会的同志提出准确材料，向上面主管部门反映。敬礼
刘大年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
根据父亲保留的几封与胡乔木同志的往来信件可以看出，提出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海外华裔学者的意见。1989年8月30日，胡乔木同志来信：
“大年同志：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华裔教授吴天威，多次提议要成立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这是一件好事，赞成的人（尤其海外华人）很多，成立的类似组织也不少。今年四月我和赵复三访美时，吴偕齐锡生教授专程到华盛顿商谈此事，希望由国内正式发起组织作为中心。我曾与赵说此事最好由你出面牵头，请近代史所推出几位热心的同志负责进行，建立一个民间性的团体，以便与海外各方联系，同时在国内选几个重点题目调查，分别成书。回国后一直未能与你联系，赵亦匆忙出国。吴又来信，请考虑可否挑起这个担子，并望与胡绳同志一商。兹托秘书徐永军同志前来面陈，希接洽。祝好。
胡乔木八月三十日”
这年的2月18日，发生过日本首相竹下登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之事。父亲在其后两天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义正严辞地给予批驳。第二天国内各大报及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法国的《世界报》、美国的《中报》等都有过报导。胡乔木同志这时再次提出抗日战争研究最好由我父亲牵头来做的意见，或许与此也有关系。
仅仅两个月后，胡乔木同志给父亲和白介夫同志的信中又一次谈到成立抗战研究机构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