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昙花一现的冀东伪政权
作者：何立波 宋凤英
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刚一成立，就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谴责。冀东人民对此极为愤慨，11月27日，伪“外交处长”霍实迫于民众压力，在北平宣布脱离伪政权。伪政权所辖的12个县的县长，也声明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径。
面对华北出现的危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南京政府要求河北省政府查办殷汝耕，并下令河北、平津当局不可承认冀东伪组织，但不可引起非军事区的纠纷。国民政府要求宋哲元除了对殷汝耕的行动给予注意外，对于其他的一切则要谨慎从事，随时请示，不可擅作主张。11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委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委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以显示对日军的“善意”。12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一批亲日分子加入了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方进行让步和作出重大妥协的产物。
11月25日，日军开始由关外向平津及关内调兵，27日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并鼓噪天津实行所谓的“自治”。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让殷汝耕感到有恃无恐。12月25日，根据土肥原的意旨，殷汝耕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伪“政府”的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八人为参政。伪“政府”下设秘书处兼外交处、保安处三处及民政厅、建设厅兼教育厅、财政厅四厅。1936年5月，殷汝耕还成立了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发行额为830余万元。冀东伪政府中充斥着大批日本顾问，操纵整个伪政府。
同时，非军事区的保安队，也改变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下辖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张庆余、第二师师长张砚田、第三师师长李海天、第四师师长赵雷、第五师师长李允声。1937年2月，伪“满洲国”提供了500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变民团。冀东伪政府的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
“通州事件”与殷汝耕“自治政府”的瓦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奋起抗战。7月28日夜，南苑失陷、二十九军撤离北平。7月29日凌晨，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州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冀东保安队万余人宣布起义，向日本侵略者发起突然攻击。
冀东保安队原名河北特种警察部队。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于学忠抽调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特警总队长相当于少将师长。第一、第二总队各辖两个区队，每一区队辖三个大队。张庆余率第一总队驻武清县，张砚田率第二总队驻沧县。第三、四总队，是把汉奸李济春从伪满带来的伪军收编后组成的；同时，把冀东土匪胡协五所部收编为第五总队。这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共只有八个大队，实力远在第一、第二总队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总队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分驻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不久，第五十一军调往西北。因为总队为地方特警，不算正规部队，故没有随五十一军同行。于学忠临离河北时，曾密召张庆余、张砚田等嘱咐：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同年7月，接替于学忠主持河北省政府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殷汝耕兵力不多，于是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内部人事安排仍维持原状，归伪政权统辖。冀东保安队沦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张庆余等人感到惭愧，但没有勇气和伪政权决裂，于是密派信使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置此事。商震答说：“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既然国民党政府尚且允许冀东伪政权存在，张庆余等人也就以此为由聊以自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卖国投敌的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张庆余之子知道父亲在伪冀东政权中任职，认为这是附逆叛国，辱没祖宗，于是断然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许多冀东保安队官兵的亲友乡党，也都视他们为十恶不赦之徒。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和众叛亲离的局面下，张庆余、张砚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于形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暂时忍辱，等待时机反正。张庆余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曾对妻子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后看乃父的行动吧！”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庆余、张砚田派心腹向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也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张庆余等以“配合皇军”为名，使冀东保安队一万余人的队伍得以集结，为起义创造了条件。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并令保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按兵不动。日军在无法指挥保安队的情况下，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
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时机已到，决定7月28日夜里12时在通州起义。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
张庆余本想将殷汝耕当场处决，但部下有人说殷汝耕系何应钦和黄郛的亲信，派到他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有中央密旨，不宜擅自处死，最好押送交宋哲元转解中央处理为妥。因张庆余等人并不知道宋哲元已经率领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因此率领保安队起义后仍前往北平。将殷汝耕押送到北平城下后，日军将其解救。在通州起义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也被保安队活捉，后被击毙。
在战斗中，冀东保安队歼灭日军及日本浪人五百多名，有力地鼓励了华北军民的抗日斗志。冀东保安队离开通州后，前去追随二十九军。到达保定时，由于日军的袭击，只剩下四千余人。张庆余不久即被蒋介石召赴南京，委以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后来，张庆余被任命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职。但张庆余杀敌宿愿未遂，加以国民党派系倾轧，郁郁成疾，1946年退役赴天津定居，直至1963年9月18日去逝。
这次起义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彻底垮台。此后的殷汝耕，结束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1940年2月，殷汝耕任伪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旋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1月，殷汝耕任汪伪政权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任汪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收全部财产。1947年，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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