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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的冀东伪政权
作者：何立波 宋凤英
日本侵略者的“华北自治运动”
冀东伪政权的建立，是适应日本当局“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在1935年，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了冀察两省，察哈尔省的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由此，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从1935年4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9月，继梅津美治郎之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召集日本记者，散发了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计划成立“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组成联合自治体”，开始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广田三原则”中，日本重申了在华北寻求特殊体制的意向。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鉴于驻平津冀北察哈尔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掌握着平津地区这一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华北自治运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是以宋哲元为中心的，这一点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认可。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宋哲元，没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军在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二十九军就掀起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让本为杂牌军的二十九军一下子名震全国，成为著名的爱国部队。在日军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处境艰难，一度产生动摇思想。由于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拒绝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蒋承认华北自治的要求，而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外交部门担心英美的干涉，不主张以武力强制推行华北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没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里没有收获的情况下，为了首先在“华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阎、韩、商四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汝耕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的反奉事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殷汝耕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这才侥幸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军国主义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保持着穿和服、讲日语和手挽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长吴铁城委派，参与《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殷汝耕被亲日派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悦于日本方面而被去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也由此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财源。而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
对于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汝耕显得兴奋异常，欣然从命，决心远远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计。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饭店召开会议，秘密讨论“自治事宜”。土肥原到会给众汉奸打气。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布自治，殷汝耕马上表示会后就返回蓟密区公署所在地通州，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回忆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预祝成功吧！’”但是不巧，当时饭店中的香槟酒已卖光。于是专田盛寿建议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马上说：“用日本酒比香槟酒还好。”殷汝耕的汉奸奴才相，毕露无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当天，殷汝耕就召开了由蓟密、滦榆两区各区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汝耕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列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六大罪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但在和日本人商议之后，日本方面认为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规格不够，殷汝耕只好暂称“政府”。
同日，殷汝耕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称：“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以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九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18县（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12月15日，塘沽和大沽也被强行划入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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