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斯诺夫妇与抗战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
作者：冯 琳
1940年3月，在由宋美龄召集的香港各爱国团体联席会议上，宋氏三姐妹在长期因政治分歧的隔绝后第一次团聚。宋美龄对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为中国抗战所做的工作大加赞扬。这次重聚被当时新闻界称为“中国团结的象征”。抛开种种分歧和矛盾，宋氏家族在对待“工合”的态度上，第一次达到了和谐统一。“工合”在他们的支持下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和财政资助；斯诺夫妇在他们的支持下争取到了更多的国际援助。
播种“芥菜籽”的种种艰难
“不管土地如何坚硬如石，这是一个播种‘芥菜籽’的时候。”这是海伦·斯诺在为工业合作社艰辛努力时的一个感悟。然而，“芥菜籽”真的不好播种，“工合”在中国遇到了种种难题。
创办者起初的设想是使“工合”游离于各党派之外而又维系各种民主力量，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国民党认为“工合”成员不是“赤色分子”就是左派分子；共产党则怀疑“工合”带有资产阶级性质。极力想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右派和左派都支持“工合”的斯诺感到进退两难。在压力、怨言和指责下，斯诺和艾黎都产生了哀怨和不满的情绪。由于写了太多宣传抗战的东西，斯诺被日本侵略者列入“死亡名单”。斯诺甚至已写下“遗愿”，准备好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
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热情在减退，“工合”遭到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孔祥熙出尔反尔，拒绝支付原本许诺的拨款。陈立夫、陈果夫则认为“工合”是在中共授意下搞起来的，指责“工合”“赤化”，要求合作社改组。工业合作社甚至成为收入不高的政府官员的敲诈对象。一些地区的“工合”工人遭到国民政府的逮捕和遣散。斯诺打算去找宋美龄寻求帮助。但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等作品中向世界披露中国内情，毫不掩饰地写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窘态以及其它“不光辉”的事情，蒋夫人对此耿耿于怀。虽然宋美龄在“工合”发轫时起到过积极作用，但这次斯诺从宋美龄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工合”的经费问题难以解决。一方面，“工合”运动有许多事情要做，另一方面，又拿不出钱干更多的事。斯诺在给代理人的信中说：“到这之后，我一个子也没赚。我一直靠积蓄生活，我的存款在锐减。”除了经济因素，一些其它方面的难题也困扰着“工合”的组织者。如：当地人的怀疑和冷漠，设备、材料的紧缺，训练有素的工人的缺乏等等。另外，外国人参与创办中国的“工合”，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斯诺夫妇虽然有时感觉暗淡，但黯然的情绪总是很快就过去。他们热情地为“工合”奔波，简直到了传教士一般的狂热。在美国、印度、菲律宾、香港，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工合”筹款、宣传。1940年，他们联络美国“工合”同情者们，向罗斯福总统呈送呼吁书，列举“工合”在抗击日军在远东扩张的成就，请求美国政府向中国工业合作社贷款5000万美元。斯诺夫妇在呼吁书上带头签名。呼吁书导致了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各种类似组织的成立。美国的支援组织为中国“工合”提供了精神支持和经济援助。海伦·斯诺还在菲律宾写成《中国为民主奠基》这部详细介绍“工合”运动的著作。书中讲述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历程、基层故事，还附有大量财务统计数字和图片等。该书的出版又为“工合”赢得了更多国际声援，感染了包括后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国家领导人，使“工合”运动在其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得以推广。
在斯诺夫妇、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到1940年，“工合”已拥有1850个合作社、3万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办的小型工厂已超过2300个，分布在16个省。尽管艰难，“芥菜籽”毕竟播种下来，并顽强地生长着。大量闲散工人和难民得以就业，新的经济抗日大军在大后方发挥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作用。
毛泽东表示：最热烈欢迎
在国民党敌视“工合”、扼杀“工合”的时候，斯诺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大力支持。国统区的“工合”窒息了，“红色中国”的“工合”却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工合”事业，斯诺和艾黎不但在国民党方面活动，还在共产党方面作宣传。他们多次拜访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对“工合”表达了支持，认为工业合作社运动要争取各国人民支援解放区，要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
但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还是不大了解“工合”，难免对它持有疑虑。为此，斯诺给毛泽东写信，介绍“工合”的情况、想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途径，强调“工合”对游击队的作用，并附组织章程一份。斯诺写道：鉴于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混合经济”，也理应全力支持“工合”。建议修改中共关于边区生产合作社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统一。1939年，毛泽东将斯诺的这项建议批转给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对各根据地生产合作社某些规定进行修改，采取“工合”的组织章程。
1939年夏，斯诺以工合国际促进会代表身份，从重庆出发，沿途考察各地“工合”状况，指导“工合”发展。9月，斯诺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与斯诺会面后，介绍延安工业合作社情况，指出中国“工合”“在帮助恢复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地区最为重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欢迎”。
毛泽东列举“工合”的五条作用：“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要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带动了其它边区和根据地的“工合”运动的迅速发展。工业合作社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进行游击战和持久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物质后盾。
（责任编辑：晓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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