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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妇与抗战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
作者：冯 琳
中国成就了斯诺夫妇不凡的人生经历：他们是最先来到陕北红色苏区——延安，揭开苏区之谜的外国记者；他们又是“文革”以后最早被邀来华的美国人；在斯诺一生重要的11种著作中，有8种是关于中国的，其中包括轰动全球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大河彼岸》等。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蜚声海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则是他们不凡的人生经历中一段篇章。
合作社：民主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自称世界公民的斯诺，并没有将中国的灾难视为与自己无关的别国的事，他曾目睹日军进犯，宣布“现在中国的事业就是我自己的事业了”。
9月，担任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的斯诺赶赴上海采访“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事。上海的沦陷、民众的贫困流离、工业的创伤、失业工人的凄惨使斯诺夫妇的内心受到深刻触动。他们和当时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英国人路易·艾黎是好友。在周日一起吃午餐时，艾黎和斯诺开始总要表示他们的愤慨之情，谴责蒋介石的所为。他们对中国的机器在被日本缴获之前未被及时撤走一事感到恼火。而海伦·斯诺认为光是批评谴责没有用，“为什么白费时间去把造成当时中国局势的责任推到蒋介石或其他任何人头上呢……我们三人的头脑应该去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海伦·斯诺思维活跃，能言善辩，她决定推动艾黎这样的移山者去做些事情，改善中国的工业状况，支援眼下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
在一次宴会上，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的话给了海伦·斯诺一个启示。亚历山大说：“在任何类型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者你所处的社会中，合作社是民主的基础。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建立一切。”海伦·斯诺对解决中国抗战中的工业产生了明确的概念，那就是将工业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型的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不同于中国当时现有的由传教士搞起来的腐败无用的合作社，而是能够在中国内地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支持抗日战争的合作社。海伦·斯诺意识到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关键，要靠合作社把人民组织起来管理自己，来实现乡村的工业革命，实行经济抗战。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游说斯诺和艾黎接受她的观点，跟她一起行动。
斯诺和艾黎相继被海伦·斯诺说服了，艾黎负责制订具体计划。不久，艾黎和搞工程的朋友们制订出一套适合亚洲所有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合作社计划。这套计划不但在中国得以实现，此后还被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缅甸、日本等采用。
1938年4月3日，第一个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休伯特·梁（土纯）是主席，约翰·亚历山大任书记，另有斯诺夫妇、艾黎、胡愈之、鲁光明、黄婷初、徐新六和其他两位上海的银行家，共11人在场。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作为“工合”的全国性领导机构，在武汉正式成立。海伦·斯诺“思想的产物”——工业合作社因她出色的创造性和热情的天性，终于得以实现。“工合”运动的展开，将斯诺夫妇和艾黎动员广大非敌占区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从经济上支持中国抗战的设想转为现实。
宋氏家族共同支持的唯一计划
单靠几个一无资金二无权力的外国人，要想在中国组织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工业合作社，几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为真正实现他们设想的目标，在筹建和经营“工合”的过程中，斯诺夫妇不但写出大量文章和报道，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宣传“工合”，还千方百计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宋氏家族是他们寻求援助的一个主要目标，而宋氏家族也是与“工合”的命运关系重大的一方力量。宋氏家族是民国时期最为显赫、影响力最大的家族之一，而因宋家三姐妹信念不同，所嫁夫家代表派别不同，家族内部也不无矛盾。工业合作社却是他们整个宋家王朝共同支持的唯一计划。
1937年，“工合”的想法有了雏形后，斯诺等人就专程赴香港找到宋庆龄，跟她讨论此事，并希望她帮助争取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援。宋庆龄立即对这个由外国人想到的将有益于抗战、有益于中国经济的主意给予肯定和支持。宋庆龄协助斯诺等人组成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R.O.霍尔任主席，斯诺和艾黎是委员会中的委员。宋庆龄还把当时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握有财政实权的弟弟——宋子文介绍给他们。1938年春，“工合”计划制订出来后，艾黎、斯诺将计划通报给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并开玩笑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个孤儿”。宋庆龄认为“工合”计划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即民生主义，是在抗战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宋庆龄特别指出：“要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的民众运动”，希望通过“工合”这类组织，建立起广泛的民主战线，从经济上支援抗战，并同意担任合作社保证人。在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成立后的第十天，宋庆龄还作广播演说，向正在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青年呼吁向各自政府陈请，“将机器和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并请求各国银行家贷款给工业合作社，请求青年志愿人士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她恳切表示：“我们的政府将欢迎这一切你们所能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1938年秋，在宋庆龄帮助下，斯诺夫妇还成功组织了菲律宾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筹得百万美元的捐款。捐款通过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转交宝鸡、延安的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所在地区的“工合”运动。
在宋庆龄引荐斯诺等人后，宋子文就以个人身份答应给予“工合”财政援助。在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时，斯诺说服宋子文参加，以便“工合”得到中国银行的贷款。宋子文答应贷款20万元给“工合”，并发电报日内瓦恳请国际联盟援助。宋子文为“工合”争取到的财政援助，对新生的“工合”组织来说很是必要。
在《复始之旅》中，斯诺分析宋子文的心理，认为宋子文“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继续存在。在感情上他同情他喜爱的姐姐孙逸仙夫人”，他干了些有昧良心的事，“为减轻内疚，他不时帮助庆龄，甚至通过她暗中帮助左派的事业”。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工合”发轫阶段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上海工业合作社组织促进会成立后，斯诺将英文本的计划书送给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游说卡尔来推进计划。计划得到了卡尔的赞同，卡尔还亲自向宋美龄介绍和推荐“工合”计划，希望通过宋美龄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宋美龄表示赞许，并向卡尔保证说服政府支持。她对卡尔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事实证明，宋美龄果然在“工合”成立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当艾黎到武汉去征得国民政府同意时，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态度冷淡。国民政府的部长们认为中国需要工业，但不需要在后方搞合作社运动，不能让共产党通过合作社掌握经济。宋美龄对孔祥熙大发雷霆，要求立即给“工合”全部授权。这样，在蒋夫人的威严下，国民政府终于向“工合”开了绿灯。中国工合在武汉成立，宋美龄被聘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被聘为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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