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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泉(人亚)的短暂人生

作者:张时才




  1929年,在沈钧儒的支持下,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在这个党的外围组织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潘汉年等人,鲁迅后来也成为互济会的成员。
  1928年,何叔衡和张人亚等人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何叔衡从苏联回国后,仍留在上海,领导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任党团书记,并由同年回国的张人亚担任全国总会主任。
  张人亚在互济会工作期间,正是苏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围剿之际。他曾多次从中央苏区把没收地主恶霸和战争中缴获的黄金秘密带到上海,兑换成现金交给党中央。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后,迅即叛变向敌人的自供中称:“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的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运来2007两。从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做老板,现金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由赤区运来兑成的现金,都不是我经手的。”
  1931年10月,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1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何叔衡担任中央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同时进入苏区的张人亚,则在何叔衡领导下,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那时的检察委员,可能兼职其他工作,据严明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第四节印刷机构的建立中称,“1931年底,中央政府刚成立就设立中央印刷局,主管苏区印刷事业,初时局长由张人亚兼职代理”。又据当事人易姓老人在80年代的回忆资料中称,“1931年冬,曾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动员30名职工化装进入苏区,支援苏区成立中央印刷厂”。而商务印书馆是张静泉早年党务活动的老据点。1932年7月,张静泉接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并继续代理中央印刷局局长一职。
  据记载:张人亚任职后,更加努力地做好苏区的出版工作,在条件艰苦、文化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出版发行了大量党政、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的报刊书籍,为宣传革命、活跃民众生活、融洽干群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激发了苏区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参军、参战、流汗、流血,为保卫苏维埃的献身热情。在张人亚的领导下,苏区出版事业充满了生机。毛泽东同志曾在“二苏大会”上对出版事业促进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发展作了高度评价。
  不幸的是,1932年12月1日,张人亚由瑞金前往汀州检查工作时,因劳累过度,中途患病抢救不及而病逝,时年35岁。中央政府为了纪念这位为党和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年青同志,在1933年1月7日的《红色中华》第46期第三版上,发表了《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文章。
  ……人亚同志对革命工作坚决努力,刻苦耐劳……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逝。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最坚决的革命战士。……我们大家不要徒事悲哀,应该更鼓起我们的勇气,积极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遗下的任务!
  
  捐 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张爵谦热切地盼望着儿子张静泉回家。等了一个多月,还无音讯,张爵谦耐不住了,要张静茂登报寻找张静泉。张静茂拟了一则寻人启事,先后两次登载在《解放日报》上,希望有当年同张静泉一起干革命的同事故旧见报后,能提供一点信息。又过了几个月,还是毫无音讯。张爵谦才告诉张静茂,张静泉20年前秘密回乡,让他保管好文件书刊之事。并回乡从长山岗张静泉衣冠冢的空棺中,取出一批早期的中共会议文件和《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等几百本书刊,并取下来一直挂在张爵谦卧室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合影照片,由张静茂一起上交给人民政府。张静茂在捐献的书籍封面上盖上一颗长方形、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的印章,以志纪念。其中有一批书籍是由上海市总工会出的收据。
  这批书报经过辗转移交,除少数上交北京外,大部都存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其中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十余件,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李卜克内西纪念》、《劳农会之建设》、《列宁传》、《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的计划》、《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党》月刊及“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合影照片等。
  (责任编辑:晓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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