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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泉（人亚）的短暂人生
作者：张时才
宁波老家的启蒙教育
1898年4月，张静泉出生于宁波镇海霞浦镇（今属北仑区）紧靠张家祠堂后面的一幢大宅院内。原按族内排行取名守和，静泉是他的学名。其父张爵谦靠轮种几亩“祭祀田”和兼做厨师为生。家里吃口重，生活很拮据，但他还是设法让孩子们都能读点书。张静泉幼时，就在他的堂兄张范和开设在张家祠堂内的霞浦学堂就读。那时，学生只有三十来人。
张范和虽是张爵谦的侄辈，却与张爵谦同龄。他虽是前清秀才，却是一位信仰孙中山、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学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后，曾任镇海县参议会副会长和镇海县政府教育委员。他在霞浦学堂里向学生们灌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这些活动遭到族内一些遗老遗少们的抵制和反对。设在祠堂里的教室时常受到破坏。不得已，张范和把霞浦学堂搬到大宅院内自己家中坚持办下去，还请了一位早年留学日本的前清举人张炳旭当体育老师，在大宅院门前大晒谷场上教学生们操练。在学堂教育的影响下，少年气盛的张静泉还曾邀集同学前去捣毁了凉亭庙里的菩萨。
由于品学兼优，张范和劝说张爵谦让张静泉去镇海县立中学深造。张爵谦不顾生活艰难，千方百计让张静泉上了中学。
学习结束，为了急于谋生，张静泉经亲友介绍，去了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自忠路）老宝盛（恒记）银楼当金银首饰制作工人。几年后他同顾玉娥结婚。没过几年，妻子去世。
在当时的金银业工人中，像张静泉那样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在上海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使张静泉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革命思想。
投身革命，从事工运
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时年22岁的张静泉改名张人亚，于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半年后转为党员，自此他更加积极地参加上海工人运动，领导金银业工人开展斗争，在群众运动中仍以张静泉为名。1922年5月，他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2年9月16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在上海迎勋路职工教育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一千六百余人，张静泉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俱乐部是一个联络同业工友的机关，进一步说也就是保存工人生命的机关，希望同业诸君共同努力，……”。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负责人阮大时（后叛变），以及邵力子、高尚德（即高君宇）、俞秀松等人，并在会上发表演说。经过通过会章，选举出以张静泉（人亚）为主任的三名执行委员。
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发挥了团体组织作用，经过20天的准备，于1922年10月6日发动全市金银业工人数千人参加罢工斗争，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金银业工人俱乐部的要求。罢工坚持了28天，经过谈判达到了第一项目标，在经济上取得了胜利。但当局没有承认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三名执行委员也被开除了。
工人俱乐部暂停公开活动后，党组织安排张静泉去闸北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名为同孚合作社）工作。从此张静泉就以张人亚的名字在党内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担任党、团领导机关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发行工作。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将上海的53名党员分编成四个小组，张人亚编在第二组——商务印书馆小组，共13人，组长董亦湘，组员有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刘仁静等人。9月12日，经详细调查，在上海的党员确实人数只有34人，党小组重新编组，张人亚编到第一组（上海大学），组长为施存统，组员有瞿秋白、邓中夏、邵力子、向警予等八人。同年9月27日，第一组增加恽代英等三人，张人亚调回第二组（商务印书馆）任组长，组员有董亦湘、沈雁冰、杨贤江、顾作之、张秋人等11人。
1923年8月，张人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区委员会委员、书记。1924年3月，张静泉奉调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后，他奉命回国参加反帝斗争。1925年8月，担任最早的上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即中共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5年1月改任部委组织部兼宣传部主任，至9月后又奉调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秘密保存党的文件书刊
1927年初，为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张人亚奉命回国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筹办《平民日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他动员弟弟张静茂改名张矜平去参加报社发行工作。1927年2月《平民日报》创刊，正式成立发行所。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击溃了驻守在上海的军阀部队，北伐军得以顺利开进华界。
上海光复后，《平民日报》发行所先是迁到湖州会馆，和上海总工会一起办公。后在南市中华新路单独设立《平民日报》发行所。张静泉兼该发行所主持人，具体事务由张静茂和另外三人办理。“四·一二”惨案发生后，发行所人员大部分撤离，只留张静茂一人看守。4月14日，国民党查封发行所，张静茂被捕。那时，张静泉已转入地下。他得知消息后，找到他在镇海县中读书时的校长、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的乌崖琴先生，托他以同乡会名义把弟弟保释出来。
“四·一二”惨案后，张静泉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设在青海路，邓小平任秘书长，周恩来常来指导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内交科、外交科等部门。由于当时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传递信息和文件主要靠交通员。内交科先后由顾建业、张人亚负责，专管上海市内的交通联络。
1928年冬，张静泉奉调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前，突然回到宁波霞浦老家，告诉父亲张爵谦，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要求父亲将他带回家的一大批书刊和党内文件藏好。张静泉交待完，当天就离家走了。张爵谦没有向任何人讲起儿子回来的事，邻居们都不知道。到了傍晚，张爵谦拎着儿子带回来的材料，向菜园地里停放着张静泉的妻子棺材的地方走去。
隔了几天，张爵谦向邻居们声称：他的不肖二儿子长期在外不归，恐怕早已死了。于是就在镇东的长山岗上，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墓合葬。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空棺。张爵谦事先把儿子带回来的书刊文件放在衣物底下，秘藏在空棺内。藏书的事张爵谦对谁也没有说，只是独自默默地等待着疼爱的儿子回来取书。谁知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回国后任中国革命互济会主任
“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前身是“全国济难会”。鉴于“五卅”惨案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192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郭沫若会同恽代英、张闻天、沈雁冰、沈泽民等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全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此时由何叔衡出任全国济难会党团书记，通过各种渠道营救被捕者。张静泉也参与了此项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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