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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维藩：人民心中的好市长
作者：李海英
1967年夏天，太原的造反派把岳维藩从南京“押解”回来进行批斗。当时有一种叫“拼刺刀”的批斗形式，就是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炮弹”，用以整市里各部、委、局、办的“走资派”。结果是，凡属工作上的问题，岳维藩全部都承揽下来。他说：“没有他们的事。我是市长，他们是局长；我是市长，他们是工程师，这些方案都是我批准的。同志们有意见，给我提吧，该检讨的我检讨。”在场的各部门负责人如释重负。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岳维藩由南京调回太原，一次与人聊天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造反派提出的那些问题，放在部门负责人身上，就像西瓜，放在我头上，就像芝麻。我把它揽起来，就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
“文化大革命”以后，岳维藩二次回到太原，正是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他一项一项地去抓，特别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成效显著。《中国青年报》某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他六十多岁的人，又是术后病躯（“文革”中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依然勤奋工作，结果，被他压下来不让发表。
联系群众，与民相融
有一个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分配到太原市城建局工作。1954年修建和平北路由他承担图纸设计。岳维藩对他设计的图纸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为了使路东宿舍区的居民减轻受马路躁音的干扰，将车行道中线向西移一米，东侧人行道增宽一米；第二，路西是规划中的工厂厂区，民居建筑少，故应将西侧人行道减窄一米，道路总宽度不变。这一增一减，使这个技术员很惊讶，当时他学的教科书上都没有防止道路噪音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思索：“为何连世界上汽车运输最发达的美国，在道路设计规范中都未提及的噪声问题，却被一位不专门研究它的市长，在每千人仅有一辆汽车的太原城里提出来了？”答案很简单，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中，岳维藩时刻考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落实政策那段时间，上访的人特别多，有些干部就怕上访，躲着上访群众。岳维藩看到这个情况，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接待室。不管谁来告状，也不管状告何事，都有专人负责接待。需要领导出面解决，直接找领导解决；不需要直接解决的，接待室就负责和下面联系解决。这一下，两大院（市委和市政府）都安定下来，工作秩序也好了。一个接待室就解决了让许多人头疼的上访老大难问题。也有的群众不去办公室找，而是直接找到市委宿舍岳维藩的家里。岳维藩对秘书说：“你叫他进来说嘛，他说的事我能办就给他解决，我不能办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办，我解决不了，他还一直找我干啥？有些人就是想说说，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想把信给到你手里，看能不能解决，他就心安了。”60年代初，按规定，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有武装人员站岗，岳维藩决定撤走市政府门口的岗哨。他认为，有些事情你看着是小事，但对老百姓就是大事。老百姓有一分奈何，他是不会找你的。
岳维藩有个观点：市政府既是城市里最大的行政机关，又是城市里为群众服务的最基层办事单位，政府不能脱离群众。为方便联系群众，他先是让市政府办公厅设立了一个“代表事务科”，专门负责联系、接待群众代表。后来，又改成联络处。可岳维藩还是觉得不能最广泛、最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于是在1953年，又制定了一条接待群众的新制度——“市长接见人民代表制度”。制度规定：每月的15日，由市长、副市长轮流接待人民代表，直接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这是全国第一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对此写过评论文章。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小崔说事》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翻看旧纪录片时，无意中发现太原市市长通过“接见人民代表制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一辑新闻。他便抓住这条线索不放，费了几番周折才了解到这位市长就是岳维藩。
“文革”结束后，岳维藩二次返回太原，无论谁去看他，也无论来人资格多老，职位多高，只要是私人交往，他从来都是在家里设家宴款待。一位老同志说：“我参加过多次，我可以断言，没有在并州饭店（太原市政府的接待宾馆）请过一次客。”
岳维藩个人生活极简朴。但是，同志们有了困难，他从来不吝啬。1982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代表团来太原洽谈业务。临行时，太原市的洽谈方——市经委同志出于礼貌，想请对方吃顿饭，但中央有规定，不得拿公款请客，经委同志不敢动用公款。后来，他们想把机关订的旧报纸卖了，拿这个钱来表示一下。岳维藩知道了，说：“不要，不要，还卖报纸呢，我请客，你们坐陪不就行了嘛。”事后，岳维藩让司机拿了70块钱，交给并州饭店。同志们十分感慨：“拿个人的钱请公家的客人，这是周恩来作风！”
1985年，岳维藩去北京友谊医院治病，他严格执行规定，不带车、不许探视。因为病情恶化，医院决定让他返回太原。走的时候，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出来送行，一直送到医院门外，有的趴在救护车上掉泪：“我们大小干部都见过，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部，特别认真，一点特殊化都没有。”本来，北京的大夫把岳维藩护送回太原就完成任务了，但他们没想到岳市长在太原市人民心中威望这样高。他们受了感动，一直陪到岳维藩追悼会结束才回去。
作为一市之长，岳维藩把他的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太原市城建局总工程师顾豪说：“市长的职责就是抓城市建设，抓城市管理。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能力就是好市长。岳市长我投票！”岳维藩去世后，原定的遗体告别只有他的亲朋好友和省、市党政机关、各局委的自愿参加者。令组织者没有想到、也未做安排的是，遗体告别大厅外不知何时，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已经有不少市民在厅外自动排好队伍，静静地等着“公家人”告别完之后，好与他们心中敬重的老市长告别。这个意外让负责治丧事务的人既感动又紧张——因为没有先例可依。他们一边与群众代表磋商，一边向上级领导请示，就在等待的时间，厅外的老百姓已经人传人、人告人，越集越多，队伍越排越长，马路上开始出现拥堵。请示结果，上级同意老百姓派代表进入大厅向老市长告别。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以后，街道两旁仍挤满了男女老幼，哭声一片。岳维藩去世以后，刘舒侠给李琦（曾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太原市委书记，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去了封信，信里介绍了遗体告别会上，群众自发送老市长的场面。李琦看了很感动，他拿着刘舒侠的信，让北京的朋友们看，有的认识岳维藩，有的不认识，但是，李琦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看一看，说：“咱们党的官员，像这种情况有多少啊？他死了以后，在老百姓、普通市民中引起的震动有多大啊！”
（责任编辑：瑶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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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序：龚育之
主 编：杨天石
分卷主编：朱地姚鸿谢春涛韩钢郭宏
出 版 者：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陕西北路457号，邮码：200040）
出版时间：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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