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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维藩：人民心中的好市长
作者：李海英
观念开放、超前创新
岳维藩1952年调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1955年1月任市长。他一上任，就一心想把太原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可什么是现代化？50年代初的人们，观念是模糊的。一些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住着大高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况且，当时有关这方面的国外信息很少，岳维藩又没有出过国，没有亲眼看到别国现代化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可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个时候岳维藩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太原市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雏形，并形成了一个明晰的概念：城市建设应该以适合人类居住为目标。也就是说，城市应当既有发展经济的充足空间，又使人们居住起来舒适宜人。在这个观念指导下，1954年太原市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产生了。
在岳维藩的思路中，太原市应该建设成布达佩斯那样的格局：多瑙河穿城而过，河的一边是布达，另一边是佩斯。这个城市相当美，被称为“多瑙河明珠”。现在太原市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基本上维持了他的这个思路：东西线以迎泽大街为中轴，南北以汾河为中心。整个城市的“骨架”就是1954年规划中形成的。这个规划是成功的，受到当时国务院的表扬。
50年过去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太原市第一期总体规划仍然是个先进的规划——在旧城的西城墙外修建一条新马路（现称新建路），路西集中搞民居建筑，路东建成绿化带和城西水系。城西水系指从城北将汾河水经黑龙潭（今龙潭公园）、饮马河和西海子引进市区内，汇至迎泽公园（市区中心），然后又将河水从迎泽公园引入汾河。整个水系形成一条既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自然水源的水系统。岳维藩常讲一句话，“规划就是法”。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文革”中接管城市的负责人硬说搞成花园城市，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于是就在新建路东面盖了几幢楼房。这一盖就不可收拾了，一幢一幢的建筑物逐年多起来。结果，原规划的绿化带和城西水系被改变了。可惜、可叹啊！
1965年，岳维藩调离山西，至1979年，他第二次回到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兼太原市市长。他在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又主持制定了太原市第二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他带着工程师，坐面包车绕城区整整转了两天。所以第二期规划出来以后，有些项目到现在看来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比如，把汾河建成一个市中心风景区，解决太原市的水源问题等等。工程师们后来回忆说，岳市长是一个看得远、有想法，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实干家。2000年，在获得联合国“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落成剪彩仪式上，原省委书记李立功在讲话中说，这是老市长岳维藩同志给我们奠定的基础，作出的规划，我们应当感谢老市长。
岳维藩曾经讲过：“城市建设上的错误是人类最难改正的错误之一。在城市规划上，要有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思想。”据岳维藩的秘书回忆，1983年6月，岳维藩在《城乡建设》上发表文章，对此讲得很深刻，很有见地。文中还针对城市建设中诸多问题，如城市的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出为什么经常有“拉锁马路”？为什么投资和建设不同步？一个是实力问题，一个是观念问题。
岳维藩在任期间，太原市在诸多方面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当时市内开通电车的，除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外，太原是中等城市中的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现在不稀罕，那时可是稀少的很；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以花钱少、效率高而闻名；特别是路宽66米的迎泽大街的建设，更是引入注目。
珍视文物、保护文化遗产
每年大年初二、初三，岳维藩总要叫上几个懂行的人，到太原晋祠文庙、兰村窦大夫寺、双塔寺这样一些文物点去视察。现在晋祠博物馆的馆藏品，无论是字画还是瓷器古玩，大部分是岳维藩当市长期间购置的。按购买文物规定，晋祠文管所主任牛树檀要先向市文化局打报告，可他不这样做，常常是直接找岳维藩，说：“我要去北京，买东西。”岳维藩说：“可以。”许多珍贵的文物就是这样买回来的。当时，外出购买文物最多也就带十万元，那时候，花不多的钱能买到的珍品，比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董寿平等名人的画，现在，这些作品都价值连城了。所以，每次开馆展览，牛树檀都会由衷地说：“这是老市长的功劳。”
岳维藩从南京（1965至1979年任南京市市长）一回到太原，就提出修复双塔的问题，并批了60万人民币作为维修费用。在80年代初期，60万可以盖两三幢职工宿舍楼。有人就告状，说太原市住房那么紧张，怎么能拿出60万元钱去弄双塔？对此，岳维藩耐心地解释：“双塔是太原的象征，又是明代的古物，如果现在不花钱去修补，一旦塌了，就无法挽回了。群众住房虽然紧张，但是作为整个太原市来说，就是增加三幢楼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告状的人不服气，一直告上去，直捅到国务院。国务院把信批到文管会，文管会的领导一看告状信，说“被告的这个人有远见”。这下大家都知道岳维藩这个做法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有过而是有功。岳维藩保护文物的事实还有很多：太原天龙山石窟、晋祠及晋祠难老泉、柳巷北口的唐槐等等，都是他一次次考察、布置周密措施保护下来的。除了这些实际保护行动，岳维藩还有个想法，在晋祠搞个东方艺术园。那个时候能有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很出格的。当时人们对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还很淡薄，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不顶风保护下来、收藏起来，塌了、坏了，现在看什么？
爱才，用才，不诿过不争功
岳维藩在任期间，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把市人事局的负责同志找去，并专门拨一笔款项，让他带人去看望各局的工程技术人员，问寒问暖，对有困难的家庭，要送救济款。他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亦给予充分支持，同时也对他们在工作上、技术上提出要求。岳维藩平日话不多，但与工程师们谈起来却是滔滔不绝。从上海请来的老工程师，经常和他在一起商量事情，虽然岳维藩不是专业人员，但是那些工程师在许多方面都很佩服他，敬重他。
岳维藩喜欢有才干的人，他识才、爱才、用才、惜才。在五六十年代，对解放时接管过来的旧职人员如何使用，岳维藩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做法。岳维藩在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就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部门和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个别才学出众者，岳维藩敢把他安排在市长办公室，成为人民的“笔杆子”。
岳维藩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本着“一用二帮”的态度对待。50年代，一位局长因说了错话，被撤职分配到西山搞绿化。但岳维藩从不歧视他，每次到西山察看绿化工作总要去看看他。他很感激岳维藩，把工作搞得很好。他负责的绿化地段是西山绿化质量最好的地段之一。还有一位搞政法的领导同志，因为收了别人一双布鞋被开除党藉，一直分配不了工作。岳维藩说，这个人虽然有错误，但还是有能力的，回市政府办公厅搞调查研究工作吧。这个同志说：“我就是这么个错误，开除了党籍，没有人要我，是岳市长把我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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