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里

作者:李海文




  从李爱德、马普安手绘地图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曾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住宿。而这三个县城,当年红军为了尽快行军,避免伤亡,没有打开县城,更没有在县城内停留。红军不仅没有在这三个县城里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基本没有进过县城。
  就是按照罗开富的路线走,李爱德、马普安也只能比罗开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为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这些地方交通发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路程。
  
  四渡赤水,红军走了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1866里
  
  红军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地方,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了44个地方。他们与红军所走的路线只有遵义、桐梓、良村、土城、叙永(永宁)、金鹅、大坝、威信(扎西)、回龙场、遵义、桐梓、长干山、茅台等十几地是相同的。当年红军没有打开贵阳,更没有在贵阳停留。因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作战,红军避实就虚,绕城南下。而李爱德、马普安却在贵阳停留了。
  红军攻永宁(叙永)不克后转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周恩来叫做鸡呜三省。
  从一览表中看,红军到达威信前经过雄关、西河崖。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描述:“绕过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岩)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
  这些地方李爱德、马普安都没有走到。
  正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大少于红军,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于红军。红军从遵义四渡赤水到乌江共走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从遵义在贵州、四川、云南转了一圈到两河口(两河口在乌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里。
  在贵州,马普安连连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无济于事。李爱德无奈地说:“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
  另外,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或是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或是军事区域,或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一般人都难以进去,更何况像李爱德、马普安这样的外国人。我们不能责怪这两个勇敢的年青人。
  
  红军过了大渡河,经过泡通岗,李爱德、马普安却走的是另外一条近路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没有路,不见天日,又遇大雨,十八里高的山顶竞走了两天,夜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只能站着倚着树睡觉。泡通岗给红军长征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黄镇特别作画,起名为《老林之夜》。
  现在森林面积缩小,有的地方因开矿变为光山秃岭,大路朝天,公路自然不像羊肠小道那样蜿蜒曲折,平且直。泡通岗位于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与新建乡之间,中国人类生态学会秘书长张小艾博士、以色列老战士、著名摄影家武大卫先生,从三合建政村的飘水顶徒步而行。由老乡在前面开路,走了十几小时,才走出森林。
  陪同他们的四川荥经县干部周安勇这样写道:
  到山顶尚有小路可通,但道路十分艰难,平缓处几乎都是沼泽,一脚下去,脚入烂泥,拔出了腿却丢了鞋,不到5公里的路走了近三个小时,每个人都成了泥人。
  下山几乎没有路,我们一行人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野牛、山羊踏出的路小心前行,望着脚下万丈深渊,听着隆隆的水声,脚不停地打颤,向导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看脚下,只能专心向前走。走过绝壁,进入牛井,周围因野牛、野山羊的践踏,寸草不生,全是齐膝的烂泥,大家只好脱了鞋子在烂泥中跋涉。走出这段泥地,进入原生林,这片原生林树木不多,主要是密密的箭竹,竹子上长着一圈圈的刺。向导在前砍出一条窄窄的路引,我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往前,一不小心就被划着,没走多远,大家的手上已是伤痕累累。
  走出密林,找到小道后,几乎就是在河沟里穿行,石头上长着很多青苔,一不小心就跌入水中,变成“落汤鸡”。不断的跌入水中,又爬上来,蚂蟥又多,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可又必须咬牙坚持,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偏偏天公又不作美,到下午七时左右又下起了雨,大家浑身湿透。就这样在又饥、又冷、又累的状态中,我们艰难跋涉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翻越了泡通岗,到山下时,所有的人都说“来不起了”。
  李爱德、马普安根本没有到荥经县的泡通岗(抱桐岗),而是走的二郎山。这是九军团的路线。1935年3月27日,红军南渡乌江前,中央命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伪装主力活动”,掩护主力南下。此后九军团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独立行军、作战。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中央让他们与红三军团围攻天全,九军团轻装前进。中央红军为了避开敌人主力,过了泸定桥后,掉头南下,军委纵队经泸定、汉源、荥经三县交界的飞越岭再折回往北,经泡通岗去天全。野战部队为掩护中央,往南、往东南移动的更远后才折回往北去天全。而红九军团是过泸定桥后,向北直奔天全。这条路比中央红军走的路起码近一半。建国后建成川藏线,红九军团翻越二郎山的古道废弃不用,从而消失。罗开富、李爱德、马普安全是走川藏线,自然不可能品尝当年红九军团的艰苦。
  
  李爱德、马普安过草地时发现与红军回忆的情景大不相同
  
  过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危险、最艰难的路程,要和恶劣的自然作斗争,要和饥饿作斗争。由于岁月苍桑,斗转星移,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李爱德、马普安看到的雪山是什么样呢?他们写道:“今天,让红军吃尽苦头的大雪山却郁郁葱葱,温暖惬意,沐浴在阳光中。云彩时而在我们的路上洒下凉爽的影子。”相隔68年,境遇完全不一样。红军走了420里,李爱德、马普安走了350里。距离相差不多,但是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李爱德、马普安发现:“这里的草地不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样,也不是老红军讲的那样。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在沼泽的边缘进行了试验,然后就跟着邱嘎尔(向导)向后绕来绕去,他的马有寻找结实地面的本能。牦牛也是找路的高手,从来不往沼泽里走。”向导告诉他们:“那时(红军长征)没有人住在这儿,但草地很早以前就干了,然后就有牧民来这儿住。”
  
  毛泽东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仅举几个例子。
  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猛勇跟着追。” “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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