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陈独秀对胡适的三次争取
作者：朱 洪
（一）
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后，通缉共产党人。中共中央被迫迁出北京，迁往广州。这年夏天，陈独秀在广州主持中共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确立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这个联合战线的联合力量。因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无论胡适与欧美联系多么密切，但只要他反封建，就应当把他看作是国民革命联合的对象。
7月1日，陈独秀在《向导·寸铁》上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秋桐、梁漱溟等，固然不像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那样糊涂，然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劢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
尽管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很大不同，陈独秀认为，在扫荡封建迷信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
与此同时，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还写了《国学》杂谈，对胡适的国学称赞了一番。他认为，真正的国学大家，只有几个人，如胡适长于中国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长于金石考古学，王静庵长于文学，除这些人的国学外，陈独秀就不承认其他人有什么国学了。
对胡适国学的肯定，是陈独秀争取胡适到联合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好人政府倒台后，胡适向北大请假一年，此时在杭州养病。夏天，瞿秋白绕道杭州烟霞洞拜访了胡适，并带来陈独秀致胡适函。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们发行的《前锋》(月刊)由弟编辑，三四日内即出版，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并求切实指教。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几年确有进步，尚望吾兄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当天，胡适在《山中杂记》里写道：“仲甫近来的议论，颇有变动，似稍有觉悟了。秋白也如此说。”
胡适坚持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年年底，陈独秀和胡适在写《科学与人生观》序时，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胡适说：“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陈独秀第一次争取胡适到联合战线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二）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权由吴佩孚之手转落冯玉祥之手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建立联合政府。为了抵制孙中山和共产党联合召开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亲自给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写信，请他们出席善后会议。
接到善后会议的通电后，胡适踌躇了几天。他知道，如果参加善后会议，可能要得罪孙中山和陈独秀等。最后，他还是准备“试一试”。在答复许隽人的信中，胡适说：“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1925年1月13日，许世英给胡适写回信：“适之先生大鉴：顷奉手教，敬悉先生对于善后会议愿意与会，具见热忱爱国，良用忻佩。此次会议纯取公开主旨，勋耆名宿，会集一堂；理想事功，自可融剂，先生当代学者，知识明星，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此复，敬颂著安。”2月1日，胡适到新华门内瀛台对面，出席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开幕式。
得知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后，陈独秀几次给他写信，争取他参加国民会议，加入革命的联合战线。
2月7日，陈独秀对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说：“适之愈走愈远了，你去拿纸来，我给他写封信，你尽快寄给他。”收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胡适很不高兴，给汪孟邹写回信，叫他转告仲甫说“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又说，“会议式的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解决不了，至少可以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是讽刺陈独秀去年上半年给自己写了许多信，为张申府找工作，为蔡和森催稿费。以前，陈独秀还写信向商务推荐瞿秋白的书稿。
汪孟邹见胡适生气，忙写信缓解说：“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焉知其详，望匆介意为幸为幸。”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参加国民会议，并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久仰先生……定国家根本大计，苟非得专门之士共集一堂，谋彻底之解决，则革新二字，徒托空言，革新之机，竟成泡影矣。先生为当代英奇，久为国人所钦佩，兹特专函敦请为敝会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万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勿却是幸，曷胜企祷。”此信附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单，胡适也在其中。
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以及高一涵等人的信，对胡适还是产生了影响。2月中旬，胡适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劝他试服中药。
为了促使胡适参加国民会议，2月23日，陈独秀在亚东给胡适又写了一封信。汪孟邹在附信中说：
十八号邮上一讯，计已收到。
仲甫今日来此，将前讯面交，他即在此复讯，兹附呈。上《申报》二月一号第二张《北京通讯》内载有哥与章、林、汤合办《善后日报》等语，希吕看见告我，我查见后，又转以告仲甫，得哥前讯，知是谣言。但为吾哥计，最好是速办《努力周报》，以表明对政治的态度，造谣者自无可再造；置而不理恐不具最当的办法，望哥酌之酌之。
因为各方舆论压力，加上善后会议旧派人物粉墨登场，3月4日，胡适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退出了“善后委员”一职。这次陈独秀争取胡适，虽然没有达到他参加联合战线的目的，但促使他退出“善后委员”一职，也不无意义。
（三）
1926年7月下旬，胡适在去欧洲的火车上给张慰慈写信说：“前次与你谈国中的‘新政客’有二大病：一不做学问，不研究问题，不研究事实；二不延揽人才。近来我想，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我们不谈政治也罢。若谈政治，若干政治，决不可没有一点理想主义。我可以做一句格言：‘计划不嫌切近，理想不嫌高远。’”
“新政客”指刚得势的蒋介石集团。“没有理想主义”，是胡适对过去的反省，也是对以前争论问题与主义的反省。他这次到苏联，对共产主义的实验，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7月31日下午，胡适遇到蔡和森、刘伯坚等人。受他们的影响和自己的实地考察，胡适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给张慰慈写信说：“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离开苏俄后，胡适产生了组织政党的念头，这个党既与共产党的观点有区别，也包含社会主义的政策。他写道：“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