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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烽烟中的延安电影业

作者:刘守华




  1943年春节,反映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放映。这是延安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完整纪录片,主题好,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放映效果更是出乎观众的意料。影片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电影团只剩下一些16毫米的正片,不具备拍片条件,大家只好用正片代替负片,在曝光上下功夫,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毛泽东特为影片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朱德、叶剑英参加完首映式,盛赞这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放映盛况空前,《解放日报》还专门登出了春节期间排得满满的放映日程。
  当完成了前线拍摄任务的电影团成员回到延安时,电影团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属八路军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简称“联政”),1939年秋成立的放映队也并入到电影团。
  “联政”放映队是周恩来亲自组织和培育起来的。1939年秋,周恩来从苏联治疗摔伤的右臂回延安时,带回一台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和一批苏联影片。当时延安没人会放电影,组织上就从抗大等单位调来一些同志,先送去学习电机知识,再由周恩来手把手地教他们放映技术。这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放映队,担负着为部队、机关、学校以及边区150多万群众服务的任务。最早放映的主要是苏联早期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等。1942年,周恩来又从重庆带回一台16毫米放映机,并通过关系引进了一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保卫斯大林格勒》、《虹》和《女战士》等。
  看电影是延安群众的奢侈享受。操场上用两根竹竿撑起一块白布,白布两边坐满了唧唧喳喳的观众。天黑下来,观众安静了,银幕上开始出现不甚清晰的画面。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必须进行现场口译。不仅对白要通俗易懂,放映之前或中间,还增加一些简明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介绍。伴着手摇发电机独特的“背景音响”,手持话筒的工作人员用带着口音的解说,把观众带到遥远的令人激动的苏联。放映《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时,为了使这部自己的无声影片成为“有声电影”,工作人员借来了留声机和交响乐唱片,放映时借助扩大器和解说,十分和谐,受到观众欢迎。
  放映队的工作是流动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只要有任务,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炎夏酷暑,队员们将放映机、马达和拷贝往马背上一放,赶着牲口就走。翻山越岭、涉水穿沟,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边区的角角落落,甚至远渡黄河到了晋西北的抗日前线。尽管放映一场电影有时要修三四回常年磨损、缺少维修的设备,尽管使用边区土法炼制燃料的发电机常出现故障,但放映队仍是边区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许多群众看完电影,抬着猪羊慰问放映队,表达自己的一片真情。
  抗战胜利后,电影团在延安的使命完成了。1946年10月,他们来到了东北解放区,加入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新的任务正等待着他们。
  
  为一部影片的拍摄而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
  
  在大部分电影团成员离开延安之际,又有一个人考虑要在延安建立一个新的电影摄制机构,她就是戏剧电影家陈波儿。
  延安整风运动中,陈波儿曾与姚仲明共同创作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1944年下半年上演,受到好评。此时,正值总结大生产运动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召开,陈波儿又开始酝酿写一个反映劳动英雄翻身故事的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在这个故事里,她将1935年陕北的土地革命、红军改编、抗日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保卫边区等重大历史事件都融和在一起,她希望能在延安拍摄这部影片。
  当时延安并不具备拍摄条件,电影团成员大部分离开,设备也带走了。所以尽管剧本得到中央首长的肯定,但离真正投拍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陈波儿邀请电影团留守人员参加拍摄,并经组织批准,赴国统区采购器材。她到上海搞到了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1万余英尺的电影胶片以及弧光灯、灯泡等。但此时陈波儿又接到新的任务,组织上派她直接从上海到东北参加“东影”筹建工作,其他同志则带着器材辗转回到延安。
  此时的延安也有好消息在等着他们,中央有关部门已决定在延安建立电影拍摄机构。剧本交给了伊明,大家一边修改剧本,一边准备拍摄。1946年8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直属西北局宣传部。延安电影制片厂董事会成员有习仲勋、陈伯达、安子文、李伯钊、江青、鲁直等,由此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个超重量级的组合。
  9月,借助西北局下拨的1万万元边币的拍摄经费,电影终于开拍了。
  拍摄工作还算顺利,有关人员甚至还在延安南门外的铺山沟里建造了一个“拍摄基地”,利用山村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貌,搭建剧本需要的场景。但战争时期一切都难以预料,从10月初起,边区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飞机轰炸。战事日趋吃紧,拍摄工作无法继续,西北局决定暂停影片拍摄。
  部分从党校、评剧院、文工室、中警团借调来的干部回到了原单位,其余工作人员则组成摄影小组转入纪录片的拍摄。1947年1月,他们兵分两路,随部队到前线拍摄战斗和支前镜头。数月转战陕北的拍摄共积累14本影片素材,这些素材记录了1947年3月19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到西北战场转入反攻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极其珍贵。
  
  过渡时期的电影组织:西北电影工学队
  
  在晋西北的兴县有一个北坡村,当时这里是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驻地。1947年10月,西北电影工学队在北坡村成立。
  实际上,西北电影工学队与延安电影制片厂是一脉相连的。1947年9月,随军摄影小组从前线带回了14本记录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影片素材,急需洗印加工。但当时西北地区显然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有人建议,携带急待洗印的影片资料到已经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加工,并抽调一批文艺青年到那里学习电影技术,为将来建立西北地区电影基地储备力量。这样“工(工作)学(学习)队”就于10月成立了。30多名成员主要来自原延安电影制片厂、陕北抗战剧团、绥德文工团、晋绥地区战斗剧社和七月剧社。
  在补充部分必要的行军装备后,工学队一刻都没有耽搁,10月24日离开北坡村向东北解放区进发。按照学习计划,这次长途行军过程的活动安排得很丰富,队员们要随时观察沿途的人情、景物和斗争事迹,并搜集一些资料。同时队里还要组织一些时政学习和电影知识讲座。
  队伍走到冀中时,已是隆冬季节,当时前往东北沿途的形势很紧张。上级决定,工学队暂时停止前进,就地宿营。冀中深泽县的东北马村是个不大的偏僻村落,但在1947年的那个冬天,村民们却在这里看到了不少朝气蓬勃的文艺战士。在工学队抵达东北马村以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已先期驻扎在此。两支电影队会合到一起,不仅热闹,更为互帮互学提供了方便。利用这里的简陋设备,14本西北战场的影片素材底片以手工操作的方式冲洗出来了,两支电影队还利用各自的力量举办了多场电影知识讲座和电影观摩。
  从1938年秋到1945年抗战胜利,延安电影工作者拍摄的资料数量已不算少。抗战期间,他们只做了一般性的保管工作。奉命到东北之前,工作人员曾利用3个月的时间对这批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对所有的资料进行了分类、编号和登记。没有防潮设备,就用自己钉的木箱,在内侧糊上一层纸勉强当作装具。一路行军,大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它们。
  春天悄悄来临了,也到了工学队与电影队告别的时候了,从冀中到东北还有很远的路程需要队员们去跋涉。1947年3月,他们从石家庄出发转入冀西,然后北上平西,沿着平北、冀热辽边区、内蒙赤峰、通辽、齐齐哈尔,经过3个多月的艰辛,终于到达了位于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全国解放后工学队的队员大多成为各电影厂的骨干,14本西北战场上摄制的影片素材,更是成为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珍贵文献影片资料。
  (责任编辑 乔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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