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战火烽烟中的延安电影业
作者：刘守华
仅存5个月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
1938年4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一则启事：
随着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我们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了，它肩负着这样两个任务：（一）用抗战中血的经验来教训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使他们更坚定地走上抗战的道路；（二）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华民族是怎样英勇地在为着正义而抗战着，并以活生生的事实，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同时我们热烈地与全国电影界取好亲密的联系，希望在各方面给我们指导和帮助。还有，我们除了拍制抗战影片外，还摄制前方和边区生活等新闻照片。这些材料，我们很愿意供给各报馆和各画报社采用。最后，如有指示，请至汉口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商讨，或致函本社，无任欢迎。
二七年四月一日
其实，酝酿成立电影社的事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1937年8月，延安几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商量，延安群众看电影的愿望那么强烈，我们不妨组织一个电影社，购置一些设备，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同时，也要把延安火热的生活场面拍摄下来，传播出去。这一愿望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但因种种原因，计划并没有马上实施。1938年初，成立电影社的事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3月28日，“边区青救会”召开了电影社发起人会议，并在随后的两天里紧锣密鼓地连续召开了两次筹备会。4月1日，“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
完成了建社工作，电影社马上派人赴汉口等地购置设备，大家兴致很高，计划5月中旬开始在延安放映电影。但事态发展难遂人愿，1938年6月，翘首以盼的延安观众在《新中华报》上又看到了电影社连续刊载的另一则启事：
启者：自发起创立敝社以来，深得各方赞助，是证各界人士对是项工作的热心。敝社为满足大家要求，曾派员赴汉口购办机件材料。无奈自抗战以后，海岸受封锁，运输困难，故该地缺乏，无从采购，致不能迅速达到大家期望，实属抱歉之至！但敝社对此项工作始终并未放松，刻正积极筹办，现已委托专人赴香港购买，并已数次电催。如沿途再无事故发生，可于最近期内办到，决不负大家之望！
由于客观困难，电影社最终还是负了“大家之望”。1938年9月，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延安电影团成立，成立仅5个月的电影社宣告结束。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抗战初期，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就打算拍摄一些纪录片，把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广大军民的壮举摄入镜头，保存下来。这一计划恰好与刚从上海撤到武汉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袁牧之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见面后发现双方的意愿完全一致，只是周恩来的眼光更远一些。他提出，我们不仅是要拍一部纪录片，“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袁牧之很兴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任务，而是一项长远事业。他向远在上海的吴印咸发出了一起到延安工作的邀请。
目标确定了，袁牧之立即动身到香港采买器材。香港党组织为他搞到了一台16毫米的轻便摄影机、少量胶片和冲洗药品。此时喜从天降，他们又意外得到了一台35毫米单镜头的“埃模”摄影机和一些胶片。馈赠者是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士，伊文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他敬佩中国共产党，特意在影片中安排了一段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敌后斗争的内容，并打算到延安及华北地区完成实地拍摄。但这一计划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延安去不成了，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赠送给延安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用这台机器记录延安的真实情况。
1938年9月，袁牧之、吴印咸带着设备来到延安，叫来了正在抗大学习的电影摄影师徐肖冰。就这样，以他们三位懂电影业务的骨干为班底，配备一名指导员和两名抗大学生的六人电影团成立了。其实，与其称之为“团”，不如叫它规模不大的摄制组更合适。
这个被吴印咸称做是“我们亲爱的集体”的电影团，成立之初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由副主任谭政亲自领导。当时为配合形势宣传和设备的限制，中央决定电影团先拍摄新闻纪录片。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黄帝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
影片的主题是“天下人心归延安”，分四个部分反映了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冲破险阻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抵达延安的青年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的情景等。
延安地区的素材很快就拍完了，1939年初，电影团东渡黄河，兵分两路，到晋西北、晋西和晋东南、晋察冀拍摄。动身前夕，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到敌后拍摄，既要在山岭之间跋涉，又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困难可想而知。徐肖冰回忆，一次他正要用摄影机拍摄几个战士夺到一门平射炮的情景时，一发炮弹落在附近，他当即就被炮弹震昏。经几个战士的抢救苏醒后，他看到周围死伤了好几位战士，马上又拿起摄影机拍下了这个场面。那一年，他扛着摄影机，走遍了晋察冀、冀中、冀东南、冀西北的各个抗日战场，行程数千里，拍摄了许多抗日战场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日的珍贵镜头。 就这样，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聂荣臻等将领在前方的战斗生活被记录下来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小庙里为伤员做手术的画面也留存在胶片上。队员们甚至化装成便衣，跟随游击队，拍摄了一些敌人活动的镜头。
1939年底，袁牧之带着已经拍好的胶片先期回到延安，准备进行后期制作。但边区条件实在简陋，党中央决定，1940年4月派袁牧之赴苏联完成影片制作，同行的是负责该片音乐创作的音乐家冼星海。
但是，当底片全部洗印出来的时候，苏德战争爆发。袁牧之只能随电影厂向后方撤退，不幸的是在搬运过程中底片全部遗失。虽然后来又陆续找回了一些不完整的镜头，但这次遗失在记录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主要活动方面，留下了无以弥补的遗憾。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江青正传》一书中有一段关于电影团的记述：电影团成立之初，还有另外一个拍摄计划，即记录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的生活。最初毛泽东并不愿意，但江青不断鼓动说，群众要是了解到毛主席和夫人也参加体力劳动，斗志会更加昂扬。拍摄地点选在延安南门外的学校操场，每天毛主席坐车到这里，在许多好奇老百姓的围观下，踱步思考战争和革命的问题，或者像真正的工人一样挖沟、磨面。拍摄中毛泽东并不像江青那样满意，他不想拍特写，也不想穿特为拍电影做的衣服。这部片子从来就没有放映过，特里尔分析影片也许一直就没有拍完。江青多年后回忆说：“毛主席不喜欢拍电影，他从延安时代我见他时起就是这样。”
其实，为了给党的历史留下珍贵记录，毛泽东那时还是很配合拍摄的，也非常理解工作人员的苦衷。吴印咸回忆说，“每当我们给他（毛泽东）拍摄电影或照片时，室内光线不够，又没有照明设备，主席便愉快地接受我们的安排，搬到室外去拍摄。重大的场面，如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必须在会场内部拍摄时，我们便先打招呼，主席作报告时就有意放慢动作，配合我们拍好。”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边区。形势恶劣，但电影团的拍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利用《延安与八路军》剩下的少量胶片，在以后的几年中，有选择地陆续拍摄了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新闻短片，包括《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等。当时有个规定，不论多么重要的题材，只能拍几个镜头作为历史资料保留。培训学员时，也不得不让他们进行不装胶片的“无子弹射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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