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阳光总在风雨后
作者：周光召 魏 薇
重回国际物理学界
由于参加了“两弹一星”的核心研究工作，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周光召从物理学界消失了。1979年，他才重新回到理论物理研究领域。1980年，周光召应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界的代表人物，美国物理学会专门为他举办了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参加，这样隆重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美国物理学界是罕见的。
在美国的岁月里，周光召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
我在国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美国物理学会达成一个协议：他们每年接受一批中国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到美国进修两年，导师和经费由他们负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个计划持续了好多年，现在有一批院士就是经过这个计划训练出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助恢复中国物理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那个时候台湾有关方面是在国际科联底下的国际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的会员，我们不是会员。这里面有“两个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请了李政道先生帮忙来和台湾有关方面谈判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另外，我们还请美国物理学会的会长和当时国际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的会长帮忙，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十年院长倡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周光召在美国完成教学和研究以后，来到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就在他满怀热情开始新的学术生涯之时，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又出现在他面前……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将来会做组织工作。我在欧洲那一年，2月份合同还未满的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个急电要我回来。当时我说我的访问要到6月份以后才能结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去。可是国内用十二道金牌的召法来召，一定要我回去，而且动员了大使馆来做我的工作。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是科学院把我选为中共十二大的代表，同时要我来做理论物理所的所长，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
到科学院以后，我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科学院有批科学家希望能够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做基础研究，而这时中央又提出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的新方针，这样在科学院内部就激发了一场争论，有很多老一点的科技人员在讨论中就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我们后来组织了一批同志研讨这个问题，大家逐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于是科学院从1984年以后就开始改革。初步的改革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基础研究要开放。科学院不是编制在科学院之内的人的科学院，科学院必须成为中国的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就制定了当时第一批开放实验室的计划。第二个，科学院特别是做应用研究的这批研究所必须要为国民经济服务，做出有影响的重大成绩来。我们1984年就开始组织、动员一部分科学家办高技术企业。当然这受到了很多的指责。当时办了一些公司，包括“联想”就是那个时候办起来的。我们因为没有经验，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最后成长起来的公司是少数，但终归走出了这一步。
从1987年开始，周光召担任了10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在这10年中，他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方针，使中国科学院在打破僵化封闭的旧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他积极倡导中国科学院与高校科研之间的联合，成立了不少联合实验室，为加速改变高校与科研单位脱离的现状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一开始，工作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想像。
我想最困难的是观念问题。比如说做基础研究的这批人，对出来办产业的这批人是瞧不起的，有的研究所让一些他们认为不行的人去搞产业。其实，搞产业要素质很高的人，但是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当时最关键的是要稳定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的队伍。1987年定了这样一个办院方针以后，1988年我们就召开了基础研究的会议，把这部分同志稳下来。另外我们强调去办产业的这部分同志有他们的长处，不能用同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两部分人。为了使他们不要互相牵制，当时提出“一院两制”的方针，就是说用不同的运营机制、不同的管理方法来对待去办产业和搞研究的这两批人，因为对他们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一样，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应该一样。
当然问题更难的是做高技术产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联想”总共就50万块钱，要自己扛东西到外头去卖，没有经验，还曾上当受骗。院里头当时每年投入3000万做高科技产业，10年时间一共投了3个亿，这10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因为这3个亿都被认为是做了无效投入，而且还制造了很多腐败者。的确这些投资中间有一些是失误，但是那时候我就反复强调，我们第一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世界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第二，这里头只要能够拼出一条路来，将来前途就是非常光明的。大概经过四五年以后，有一批产业逐渐形成规模，这种反对声才逐渐减少。
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任何一项措施都要影响到各种利益的分配或者结构的改变，我们力争尽量做到不伤害大家的积极性。但是要做到完全不伤害，确实也很困难。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因为那比较单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习惯是一件很难、很长期的事情，需要做很耐心细致的工作。
从我的一生来讲，我从来没有后悔什么事情，也没有因为命运要使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就非常不安。有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不过我也服从命运的这种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应该是一种平常心。有些事情就是时势要我做，我就尽我的力量来做。
（本文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魏薇整理）
（责任编辑刘荣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