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阳光总在风雨后
作者：周光召 魏 薇
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52年秋转入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先生研究基本粒子。
1957年至1961年任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级研究员，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他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赝矢量流守恒律，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很高评价。
1961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负责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以后在氢弹等核武器的研究中担任领导职务。1979年先后担任九院理论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九局总工程师。
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1980年至1982年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研究员。1982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理论物理所所长。
1987年至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
1997年起任中国科协主席，199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光召院士在理论物理的各主要领域都有过杰出的创造性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并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1994年3月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8月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他目前是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是目前中国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者。
从清华到北大
周光召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就连中国的不少科学家对他的个人经历也知之甚少。听说我们要采访周光召，他们都说，无论周光召说什么你们都会觉得很新鲜的。
20世纪80年代，周光召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光召曾在清华园和燕园里度过了自己的求学时代……
我小时候是一个顽童。上个世纪40年代，我和我哥哥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学。在中学所有的课程中，我的成绩都不是非常好。后来我进大学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1946年回到湖南的时候，我中学才念到五年级，不能一下子就考入清华当正规的学生。我被招进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选修班，实际上就相当于高中的最后一年。清华大学集中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很笨，所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晚上图书馆没人管，我就主动去管，那样我就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多学一点，总之是经过很艰苦的努力才跟上了整个学业。
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竹溪先生和叶企荪先生。王竹溪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做科学的基本态度，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态度。叶企荪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前辈，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非常爱护年轻人，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毕业以后，我在清华做研究生，院系调整后又到北大，彭桓武老师做我的导师，所以我研究生是在北大毕业的，毕业以后就被留校了。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最早想的还不是学物理，是学工程。1945年，正好原子弹爆炸了。我的同学陈远很敏感，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受了他相当大的影响。物理确实是很奇妙的，等你逐渐熟悉了以后，你就会被它自身的一些规律——也是一种美吧——所吸引，就会沉浸到里边去了。
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杜布纳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聚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科学家进行高能物理研究，中国也派出了王淦昌、周光召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参加联合研究。
周光召在那里工作了4年，展现了杰出的物理才华，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成果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有一次为了相对性粒子自旋的问题，周光召和苏联专家争论得非常激烈，后来他用了100天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当时世界上高能物理也正在发展，相对性粒子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苏联那位教授得出了他的结论，我研究以后，觉得他这个结论恐怕不一定对，所以我就在一次会议上提了出来。因为那位教授已经比较有名了，朋友也很多，他们就觉得我这个想法绝对不可能是对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恐怕都很常见，一个权威忽然发现一个年轻人提出一个什么不同看法，那当然就要斥之为无稽之谈了。但我还是很自信，经过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证明了那位教授的结论是不对的，于是他们就没话好讲了，当然后来他们跟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正当周光召在科研上突飞猛进的时候，中苏关系却阴云密布。
1960年，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来到杜布纳，和在杜布纳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给周光召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后来说，当时对他的震动是难以言说的。
在后来的一次支部会上，周光召等三名支部委员给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钱先生当时谈到了中国处于被包围的情况，不仅是同美国，跟苏联的关系也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也知道中苏关系恶化的消息在苏联内部已经传达了，研究所的苏联科学家觉得中国实际上是反苏的，但他们对我们个人还是很尊重。在支部会上我们就讨论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怎么办？大家基本的见解就是，我们是中国的科学家，一定要为中国的富强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写了一封信回来，明确表态，如果国家需要，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立刻放下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回去做什么。
十年埋名为一爆
1961年2月，周光召奉召回到祖国，担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和邓稼先、彭桓武等一批科学家一起，开始进入中国原子弹研究核心部门。
从此他也开始了10多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我在国外的很多好朋友发现我们回来以后就不见了。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际上就传说我们逝世了，说是在我们回国的时候飞机爆炸，我们就都不在了。其实在当时，把原子弹很快地做出来，这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各种传说我们都完全顾不上了。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1960年到1962年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大家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工作也是日夜干的。
在原子弹设计的初期，有一份苏联总顾问口授的简要记录，其中的数据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争议，正是周光召，花了许多精力进行了计算，最后证明是记录错误。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
那时候邓稼先去了基地，我在北京留守。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我想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还是重新再查了一遍。我们回复报告说，除了有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没有问题。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我立刻召集所有在北京的同志，向他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大家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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