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鞠躬尽瘁 无悔人生
作者：佚名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梦想在您有生之年会实现吗？
鞠躬：这就看上帝，就看上帝给我多少年了。我估计在5年到10年之内就有相对说来比较好的临床方案，或者说可行的方案，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我可能还看得见。
记者：在科学探索这条路上，对于科学家来讲，是对意志力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需要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坚强的、完整的自我精神世界。
鞠躬：这是两方面的事，一个就是说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管成功、失败，你怎么去追求，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个科学态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看脑子里有点子没点子，这个非常重要。
记者：您觉得您从事这个研究的兴趣在哪里，乐观在哪里？
鞠躬：一个我觉得它很重要，这肯定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将来的实践上看都是如此。最开始的时候学医就是为了要治病，做理论研究也是因为我对理论研究感兴趣，最终目的还是要治病。还有科学家的洞察力也很重要，或者通俗一点，看的问题，看到什么现象你能不能看出什么名堂来，能不能很敏锐地感觉到里头有什么东西，另外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有办法没有，想得出解决办法没有，要有点子，就是说有点子在那儿，总归会成功。
记者：2004年，您作为观摩嘉宾，应邀参加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颁奖典礼。我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您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真地获得突破、取得成果的话，它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鞠躬：刚才你说的事儿倒是真的，因为我跟我在凯恩斯卡的那个朋友谈过现在这个事，他说那可是诺贝尔奖的课题。
如今，年届七旬的鞠躬为了实现他的三个梦想，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紧张工作状态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承诺，一个在他心中深深埋藏着的、痛苦的承诺。
鞠躬：怎么说呢，简单一点，我有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期间死掉了。
记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之下呢？
鞠躬：上山下乡。她非常努力，拼命干活，学校里念书的时候老师非常喜欢她，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想提，只能埋在心里。她其实对上山下乡本身倒也不见得有什么，但是在农村遇到些事情，她根本不会处理，所以她那时候精神已经失常了。
记者：她后来实际上已经回城了，已经和你们在一起了，但是她心理上承受不了？
鞠躬：对，我想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很会走关系，很会去弄这些事的人，所以我也没能够帮她多少忙。
记者：您觉得这样一种难以接受，或者说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您的身边发生，那么您是不是反而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您的研究上？
鞠躬：其实我对社会从来没有悲观过，对我们国家也从来没有悲观过，尽管这些事情我是恨透了，可以说是看不惯这些个事，再加上我本身的遭遇，但是对国家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国家不行了。其实这些也是我的一个拼命工作的支持，我把女儿的不幸归结为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这种支持是什么？
鞠躬：我得拼命干活儿。
记者：干活儿就是对女儿的补偿吗？
鞠躬：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您的工作能够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吗？
鞠躬：不可能，但是我是一部分，我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来。
记者：希望这个社会进步。
鞠躬：拼命干活儿。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鞠躬在痛失爱女时的无助与绝望，但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男子汉的执著和刚强。
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坦然笑对人生的鞠躬，俯仰天地，无愧人生。
记者：您刚才讲到在您父亲那一代，包括他周围的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给您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对人生观的理解，那么在您后来自己的经历当中，其实遭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挫折和磨砺，您觉得这种人生观有改变吗？
鞠躬：你问我现在？没有改变，没有后悔。
记者：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人生观给您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和感受？
鞠躬：我心里的安静吧。
记者：这是最重要的。
鞠躬：对，我对得起我的父母，我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的孩子们。
（本文素材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肖兰整理）
（责任编辑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