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也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

作者:蒋本良




  1955年4月11日,在著名的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突然发生,震惊世界。近年来,有一些同志写文章,谈到这场政治谋杀大空难,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但是仍有甚多令人迷惑不解之处。笔者最近查阅了外交部所有相关资料和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对这一事件纷繁复杂的原委内情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政治、外交、情报的全面较量,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矛头针对周恩来,中国的警告被忽视
  
  早在1955年1月上旬,台湾“中美合作局”就派特务分子黄某和邓某到香港隐蔽埋伏起来,预谋策划暗害中国领导人,物色作案爪牙。3月,台湾特务察觉周恩来总理将率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蒋介石即亲自批准,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令其“香港情报站”,执行暗害周总理的计划。
  4月7日,周总理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先期访缅,途中抵达昆明。“香港情报站”发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认为“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故“仍令按原计划进行”。
  4月9日,大陆方面侦悉台湾特务的破坏图谋后,外交部随即根据周总理从昆明传来的紧急指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4月10日上午9时半,在英国代办杜维廉赴上海未归的情况下,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艾惕思,告诉他:“中国记者十一人明日上午自香港乘飞机至万隆做采访亚非会议的新闻工作。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对他们的安全予以安排。”艾惕思当时应允说:“我们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以后有什么情况请随时告诉我。”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完全忽视了中国政府的警告和要求。当中国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孟买飞抵香港时,机场内只有一些武装警察在外围放哨,没有任何警察在场保护飞机。而当天在机场值班的一个姓管的帮办,至飞机将要起飞时才赶回机场,致使台湾特务有机可乘,暗下毒手。
  
  暗织毒网,物色杀手
  
  台湾当局“保密局”下属的“香港情报站”由赵斌成主持、金建夫直接指挥,筹划这次谋杀。位于香港庙街113号底层的“就记电料行”,成为他们进行联络的黑窝点,老板关就记和关懋公以及后来的直接凶手周梓铭,经常你来我往出人于此。由张耀灵领导的特务“第五联络组”,也以此为据点。
  1955年3月10日,张耀灵约了关就记和关懋公在“就记电料行”接头。三人在这里见面后,马上转移到一个咖啡馆去。这时,阴谋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化名“吴”神秘出现,同他们认识。这位“吴”神秘莫测,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字,有时化名为“吴”,有时又化名为“邝”、“黄”。关就记和关懋公形容说:这位“吴”40多岁,西服整洁笔挺,南方口音,胡子刮得十分干净,下巴有点凸起。他们都说不清“吴”到底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是张耀灵座上的一名稀客,还风闻“吴”是台湾当局驻香港的一个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在这次接头中,“吴”矛头直指飞机场,问道:有没有在飞机场工作的亲戚朋友,能为他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关就记说他没有什么亲戚在飞机场工作。张耀灵在返回途中,也对关懋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关懋公因直接帮不了忙,就去找周钻如。周钻如是旧国民党人员,在港无正当职业,专给特务分子做底线、建联系。周钻如告诉关懋公说,他有三个同族人在飞机场工作。关懋公如获至宝,赶紧把这个信息报告了张耀灵。3月18日,张耀灵把周钻如带到一个咖啡馆,同“吴”见面,关就记也在场。在这次会见中,“吴”着重调查了周钻如在飞机场工作的同族情况。
  1955年3月25日,“吴”狡滑地“打一枪、换个地方”,换到“生生旅馆”同周钻如、张耀灵再度会面。会晤中,“吴”欣喜地得悉了机场清扫工周梓铭,是一个好色之徒和赌棍,有两个姘妇,负债累累,时常旷工,航空公司准备将其解雇。摸清了周梓铭偷鸡摸狗的底细,“吴”遂放心地伸出了毒触角,布置周钻如通过周梓铭的父亲周瑞维,辗转结识周梓铭,然后探探他是否愿意为“吴”办一件事。3月26日,周钻如去见了周梓铭,约好第二天同“吴”直接见面。从此,阴谋活动越来越紧凑。从27日一直到31日连续几天,每天都密谋会晤。“吴”的意图也步步升级,越来越露骨。开始,“吴”只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作为试探。后来,“吴”直截了当地问周梓铭有没有胆量、是不是愿意“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为了引诱他上钩,“吴”允诺给他60万港元的奖金,并帮助他逃遁台湾。开始,周梓铭说太危险了,不敢下手。后来,“吴”把劝说工作做到了周梓铭的家里。终于,周梓铭答应充当“杀手”。
  
  魔爪伸向飞机
  
  在网罗人员同时,台湾特务组织也秘密准备了炸弹。一个“四川号”轮船上叫张祖顺的海员厨师,从基隆把炸弹运到了香港,然后一环一环地传递,先由“香港情报站”的特务李益民到第三街178号一楼张祖顺在香港的住所取走,转交给另一特务徐缜。住在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的周梓铭和住在百加仕街832号的香港航空公司另一工人张瑞元一起,到徐缜处接受了如何使用炸弹的训练。
  1955年4月11日5点多钟,特务黄某将一颗茶杯大小的定时炸弹,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梓铭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梓铭趁进行打扫的机会,在领班余培的掩护下,把定时炸弹放置于飞机右轮舱的引擎部位。周梓铭骗余培说,这是包西药,并应允以后会给余培好处。得手后,周梓铭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特务黄、邓二人驾驶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梓铭离开机场,返回太子酒店。途中,黄、邓二人对周大加赞扬,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到美国去,至于60万港元,要回台湾后才能给。当天,黄、邓二人带周梓铭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梓铭一笔钱,要他迁往“新新酒店”居住。
  4月29日,炸机得手后,已经化名为“周驹”的周梓铭,在吗啡的作用下,得意忘形地露了底。他给住在同屋的同族人周仕学显示自己的“好汉”本事,悄悄透露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是我炸的。我用了一个有轻微滴滴答答声的小型定时炸弹。炸弹是一个姓‘邝’的给的。我在机场的清洁工领班余培,帮着我安置了炸弹。”他还得意洋洋地一股脑儿抖露说,他将得到一笔60万元的奖金,他准备潜逃到台湾去。第二天,4月30日,周钻如见到“周驹”时,“周驹”再次毫不隐讳地承认,他“对这个炸机案负责”。他还请周钻如去找“吴”,帮他拿到奖金,并逃往台湾。
  5月17日,“周驹”对他的同房周仕学和周国辉说,第二天他就要离开香港了。果然,第二天,他潜逃了。
  
  缜密的飞前机检
  
  飞机失事后,台湾当局的后台老板美国,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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