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三线建设回顾

作者:高扬文




  有了新工艺和设计蓝图后,重担就落在建设大军身上。1964年腊月,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不分昼夜,奔赴到几乎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江边、山沟中支上一个个帐篷,三块石头架饭锅,开始了艰苦的战斗。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是在非常困难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还要克服气候上的困难。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从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为旱季,气候炎热,滴雨不见,人们就像在蒸笼里劳动;而雨季则经常大雨瓢泼,山洪咆哮,工地随时有塌坡的危险。但是这些困难没能吓倒中国工人阶级。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思想混乱,导致建设队伍内部分裂,造成两派斗争不息,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幸好在那里“支左”的解放军代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防止了两派斗争发展成武斗,始终以建设为重,没有长期停工。
  当时攀枝花没通铁路,一切生活、建设物资都要经成都或昆明运到现场,运量很大,运输路程很远,道路崎岖,山高沟深,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这一艰巨任务得到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个省市共1500辆卡车的支援,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之前,运进3150万吨物资(不止是攀钢一家的,而是钢铁、煤、电、交通等所有项目需要的物资和几万人的生活用品)。几十吨、上百吨的数以百计的大件,硬是用汽车拖进来了。世人常常夸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后勤支援是运输史上的奇迹,我看攀枝花建设的运输组织工作和它相比,毫不逊色。有人会说,怎么能和盟军在法国登陆相比呢,那是战争,希特勒拼命抵抗。可攀枝花建设又何尝不是在类似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呢?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北京“五大领袖”一直想冲攀枝花,由于周总理亲自阻挡,没有闯进去。可是成都、西昌、昆明等地却烽火连天,造反派的头头们沿途设关布卡,抢货劫车,不让通行,弄得攀枝花地区几乎没有隔夜之粮,不得不派军队押送,才勉强把交通命脉保住。
  在攀枝花钢铁公司规划区域内,和攀枝花钢铁厂同时建设的还有煤矿、电站、交通、林业、建材等一系列项目。最重要的还是从成都通过西昌、攀枝花到昆明的全长1000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最难建的铁路,其隧道、桥梁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条铁路。为早日建成这一交通大命脉,数万筑路大军战险山、斗恶水,日夜奋战。人们常说“战天斗地”,然而只有参加过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成昆铁路建设的人,才能真正领会“战天斗地”的艰难和意义。
   俗话说“苍天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1970年7月1日,在成昆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钢铁厂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在地处深山的攀枝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
   攀枝花钢铁厂所采用的大型设备,除了几台大型吊车外,全部由国内制造,这与鞍、武、包三个钢铁厂不同。攀钢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如高炉冶炼含钒、钛的磁铁矿、12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雾化提钒等,都是中国第一次采用。这是我国在美国、苏联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的伟大胜利,是值得冶金战线广大职工骄傲的。但是,这些国产大型设备,毕竟大部分都是国内第一次制造,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质量不过关,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后来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攻关才解决。
  攀枝花建设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大规划的大框框范围内放权,在基地内部组织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总党委,把各部门的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设初期,以徐驰、李非平为首的特区党委、总指挥部实施了有效的领导,真正把各行各业捏在一起,同心协力,各自负责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避免了条条块块分割、你拉我扯白费工的弊端。
   前几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会在攀钢开会,我曾讲过一次话,我说,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比较起来,攀枝花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比大庆更困难一些。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我们。
  
  中国最大的铝加工厂
  
  冶金战线三线建设第二个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是位于重庆市市郊的西南铝加工厂。既然要准备打仗,就要有军工生产所需要的金属材料,以制造武器。建设三线,冶金工业的任务,就是一旦战争被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在大三线能够生产军工所需要的各种品种、规格的金属材料。为了这一目标,冶金部在三线建立了配套的冶炼、加工企业。除攀枝花钢铁厂外,第二大的,要算为国防工业提供铝材的西南铝加工厂。
  冶金部本来有一个哈尔滨轻金属加工厂,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哈尔滨变成前线地带,再加上苏联当年留了一手,没有给我们配上生产先进飞机材料的大型设备。因此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比哈尔滨轻金属加工厂更大的铝加工厂。这个厂的厂址选择,最初选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处的红古,准备在那里建一个从铝氧、电解、炭素制品到铝材加工的完整的铝基地。单从地理条件讲,那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有铁路、有水源、有平坦的场地;又处在兰州与西宁之间,可以得到两省的支援。但从大的地理位置来看,又有些太靠北了,所以考虑再三,冶金部党组认为还是把加工厂建在西南为好。在西南地区,曾选择遵义作为建厂的厂址。遵义是真正的大后方,离贵阳铝厂不远,又是历史上遵义会议的旧址,是具有优越条件的,但考虑到当地的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最后决定把这个厂放到重庆市郊区。
   这个厂安装了我国最大的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2200毫米的热轧、冷轧板机,产品比哈尔滨加工厂提高一个等级。这样的大型设备不仅在亚洲是第一流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工业大国才有这样的工厂。它可以生产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用的铝材。
   西南铝加工厂虽然重要,但比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规模小一些,在建设过程中解决困难问题也不如攀枝花那样及时,再加上当时四川省受“文化大革命”中动乱的影响,直到1973年加工厂的一期工程才完成。这个厂的布置,也受到林彪“山、散、洞”理论的影响,车间分散几处,最重要的轧板车间竟被从高岗上移到一个低洼地,不但受到洪水的威胁,运料也不方便。好在没有进洞,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即使有这些缺陷,这个厂的建设投产依然标志着中国铝加工工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一样,证明中国人民有雄心壮志,不管有多大困难,看准了、下决心要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
   在西南地区,还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完善了贵阳钢铁厂,新建了长城特殊钢厂、遵义金属材料厂、峨眉铁合金厂、乐山冶金轧辊厂等一系列工厂。这些工厂细写起来要费很多篇幅,我只想把水城钢铁厂简要介绍一下。
  
  反复折腾的水城钢铁厂
  
  六枝、盘县、水城是贵州的三个县,煤炭储量在200多亿吨,而且煤种齐全,也比较容易开采,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最大的煤炭基地(另外两个基地是重庆和攀枝花)。建设六盘水的主要目的,是为攀枝花钢铁基地提供炼焦煤和动力煤,和攀枝花钢铁厂是一个整体项目。原来规划把煤运到攀枝花,回来的列车把矿石带来,所以在水城布置了一个100万吨规模的钢铁厂。煤铁交流,各得其益,是一个很好的规划。水城钢铁厂的建设是与攀枝花同时开始的。从鞍钢调去一个以陶惕成为首的班子,包括领导干部和工人,由鞍钢包建,一些设备也由鞍山支援,先建一个60万吨铁厂。建设进行得很快,一座中型高炉和与之配套的设施很快建了起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对该厂建设冲击很大,陶惕成被整死,工程陷于停顿,再也没有能够把炼钢、轧钢配套设施建设起来,所以有了“水钢、水钢,有铁无钢”的说法,水城钢铁厂成了有名的亏损大户。20世纪70年代后期,水城钢铁厂的经理张子熊很着急,贵州省委更着急,都想把炼钢厂、轧钢厂建起来,使水城钢铁厂发挥作用。1977年我和周传典曾两次前去帮助规划,又增建了一座高炉,炼钢厂也开了工,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又恢复了。后来遇到调整,又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1984年,水城钢铁厂才有钢、有材。前后折腾来折腾去,经过20年水城钢铁厂才建成一个中型钢铁厂,浪费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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