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三线建设回顾
作者：高扬文
遵义钛厂和峨眉单晶硅厂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有色金属新建项目，除了铝加工厂外，重要的还有遵义钛厂、峨眉单晶硅厂（半导体材料厂）、自贡硬质合金厂。钛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金属，也是军工产品的重要材料，我们曾在抚顺铝厂搞过试验，取得了成功。三线建设时，就把已取得的工艺技术移植到遵义，建设大型的钛冶炼厂。那时攀枝花铁矿中的钛还不能回收，冶炼所需要的钛精矿，取之于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海滨的砂矿，这些地方的海滩沙子里含有二氧化钛较高，采用重选方法，可以取得质量很高的钛精矿。我们建的钛厂，虽然比世界上当时采用的工艺落后一些，但也能生产高质量的海绵钛。同时又在辽宁省锦州铁合金厂建了一个钛车间，使钛金属和钛材立足于国内。
单晶硅是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材料。“大跃进”期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出生产单晶硅的工艺，并建设了小型生产装置。为了在三线建立基地，就把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人员调到二线，建设正式的生产厂，同时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这个厂子是很成功的，是我国第一个单晶硅厂，可惜也因受了“山、散、洞”的影响，厂址太靠山了，没有扩展的余地。以后又在河南省洛阳、陕西省华阴建立了两个厂。洛阳和华阴相距不远，建设两个同样的厂，显然有些重复，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的，有点欠考虑。
西北三线地区的冶金工业建设
在西北地区，冶金工业的三线建设规模没有西南那样宏伟，部分原因是地理位置靠北，部分原因是受投资的限制。但是也建了一些工厂，甘肃境内的白银钢铁厂的铜加工厂、小铁山的铅锌冶炼厂、陇西铝加工厂、红古的炭素厂；陕西境内的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以及青海西宁的特殊钢厂和宁夏的铍、钽、铌厂等。同时恢复了甘肃酒泉钢铁厂。在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原址建设了金属制品厂。下面我也简单介绍几个项目。
甘肃酒泉钢铁厂仓促下马的情况我已写过了。当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时，冶金部就决定恢复酒泉钢铁厂的建设。酒泉钢铁厂离中蒙边界较近，离我国腹地很远，算做三线边缘地带。1964年我去酒泉钢铁厂帮助制订恢复规划，决定首先恢复矿山建设，然后恢复高炉、焦炉，建设炼钢、轧钢成套设备。镜铁山铁矿在海拔3000米以上，气候寒冷，条件艰苦，没有过硬的队伍是拿不下这座矿山的。为此我把已调到白银厂的全国闻名的马万水工程队调去开山建矿。马万水工程队是一支思想、技术都过硬的好队伍，在白银厂我和他们相处了一个时期，确实很佩服。当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后，全体职工二话没说，全部服从命令。那时马万水已因癌病去世了，但他带领过的队伍，依然保持他生前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这支队伍由马万水的继任者马明带上山去，干得很好。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酒泉钢铁厂建设又冲掉了，马明挨了批斗，马万水工程队也调离镜铁山，转到邯邢矿山去了。酒泉钢铁厂拖了许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成投产。酒泉钢铁厂的上马、下马反复多次，也延续了20多年，钱浪费了，人也熬老了，这样的教训是不应当再重复了。
青海省西宁市西郊，“大跃进”时建有一个小钢铁厂，调整时下马了，厂址荒芜，省里准备改建其他工厂。我考察了这个地区，认为在这里建一个特殊钢厂比较合适，西北没有特殊钢厂的空白也可以补上。省委和部党组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把本溪特钢厂搬到西宁。本溪特钢厂规模虽不大，但基础好，搬迁比较容易。之所以搬本溪特钢厂，是因为东北地处一线，已有大连、抚顺、齐齐哈尔、本溪四个特钢厂，可以搬走一个。
本溪钢铁厂党委拥护党组的决定，特钢厂广大职工响应党的号召，连人带设备迅速搬到海拔2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建厂非常顺利，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投产，而且生产很正常，成为一个先进企业。20多年来，西宁特钢厂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成功的搬迁项目。
本溪钢铁厂同志很有创造精神，设备和大部分职工搬走后，留下的同志利用原有的厂房，又建了一个特钢厂，结果一个厂变成两个，贡献更大。我很佩服本溪钢铁厂同志的全局观念和开创精神。
宁夏的石嘴山钢铁厂也是“大跃进”期间建设的，由于没有矿石，调整时期下马了。三线建设时，我到那里在原地规划建设一个钢丝绳厂，也建成了。陕西略阳、甘肃兰州“大跃进”时也都建有钢铁厂，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也都恢复了。再加上新疆八一钢铁厂，国家终于在经济落后的大西北，打下了钢铁工业的基础。
在西北最有战略意义的有色金属工业项目，是陕西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稀有金属加工材料是我国极缺的品种，过去虽然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和几个厂协作的方法，也能生产一些，但没有形成正式生产能力，质量也得不到保证。因此，建设正规的稀有金属加工厂就势在必行。有色金属研究院在试验厂里已积累了生产经验，所以就以他们为基础筹备建厂。经过多次厂址考察，选定了在宝鸡市建厂。之所以把厂址选在宝鸡，是因为宝鸡是陇海、宝成铁路的交汇点，交通方便，又处在号称“粮仓”的八百里秦川，工业基础虽不如西安，但已有几家大工厂在那里安家落户，在西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区。稀有金属加工厂引进了一部分国外设备，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它的建成改变了我国稀有金属材料加工，特别是钛材加工的面貌。
西北的三线建设，也多少受“山、散、洞”的影响，如白银公司铜加工厂、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布置比较分散。特别是稀有金属加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以后，从原来我选定的山前平地搬到山沟里，造成生产流程和管理上的很大困难。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的得失
有人提出，冶金工业的三线建设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是得多还是失多?现在离当时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已有40多年，绝大多数的厂子已经建成生产了30多年，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衡量，我认为，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都是成功的。那时建起来的工厂，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后方，在各个不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些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厂，已经完成第二期扩建，说明它有生命力，如果不成功，就会像“大跃进”时期建设的那些“小土群”、“小洋群”那样自生自灭。但是，毕竟三线建设高潮到来之时，“文化大革命”高潮也到来了。“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一切，自然也冲击了三线建设。在动乱期间，一些工厂有的暂时停下来，有的半停，影响了建设速度。从1964年到1974年，以攀钢基本建成为标志，整个三线建设至少耽误了两年到三年时间。这是时势造成的损失，不是三线建设本身的失误。再加上林彪插手，大力提倡“山、散、洞”，也给几个工厂造成不良后果，这也不是当时战略决策时的失误。从多数工厂厂址安排上看，还是合理的。我当时的思想，是抵制“山、散、洞”这个不科学、不经济的政策的，我选的厂址，没有一个太分散，更没有进洞的。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所以取得成功，首先是由于广大职工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保卫祖国，大家把三线建设看做是神圣的事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全力以赴。只要一声令下，家可以撇下，背上背包，立即奔向党所指定的地方。行动之快，不亚于军队接受战斗命令。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不退缩、不逃避，迎着困难上，饥、渴、寒、热都不在话下，充分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这就是三线建设的动力所在。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精神支柱的问题，当时的精神支柱，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一线支援三线，是冶金工业三线建设得以成功的一条重要措施。三线冶金工业没有基础，平地起家，没有领导和技术力量，没有生产建设经验，一时也制作不出那么多的设备。所以冶金部党组在布置时，将许多新建企业都交给一些一线企业，由它们全力支援，直到建成为止。像长城钢厂、西南铝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等一大批企业，都有自己的母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从技术到设备，都做到无条件地支援，有的干脆就是包建。这一决策很成功，许多工厂建设上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我认为，这一经验即使到今天，仍然是有用的。
从上到下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是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成功的一项重要保证。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拍板定案，省却了许多扯皮。部里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在现场亲自指挥战斗，随时解决问题。部里司、局职能机构全力以赴，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各省、区的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亲自参加决策和建设的领导，各协作单位互相支援，这就争取了时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直搞下去，成绩会大得多。
当然各工业部门三线建设情况不完全相同，有些建成的工厂后来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最后不得不搬出来。但从战略指导思想上看，三线建设的决策不能说是错误的。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有前方、有后方，当前方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后方的建设问题。苏联反击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就是因为在乌拉尔地区建设了巩固的后方，才有支持战争、最后举行大反攻的物质基础。这条经验对中国的三线建设是起了作用的。还有，三线是大后方，是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又是经济很落后、生活很贫困的地区。从工业布局、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考虑，建设三线也是有理由的、必要的。至于在部署上有些错误造成一些浪费，当然是缺点，是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