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忆李贵同志二三事
作者：田聪明
地盐碱化的事。于是我就向分社建议派记者到巴盟去看看，分社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1975年初，我跟随分社恢复工作不久的副社长林沫同志和老记者刘野、雷润明同志到了五原，住在巴盟下乡总指挥部所在的第二招待所。当天晚上李贵同志从乡下一回来就来看我们，饭后就到了林沫同志房间，我们开始采访李贵同志。李贵同志说的第一句话是“河套是个好地方”，说得非常深情。由于李贵同志与林沫同志是老熟人了，对我们非常热情、坦诚，有说不完的话题，采访因之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我们同李贵同志一起下乡，乘坐汽车从五原出发到乌拉特前旗，再北上，沿乌加河(总排干渠)北岸往西，经乌拉特中旗、杭锦后旗，到了盟所在地临河。一路上，李贵同志和我们走到县里吃住在县里，走到公社吃住在公社，边走边看，走一路谈一路。我主要是聆听和记录，常为李贵同志谈的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而入神。
古人传下来的“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说法毫不夸张。据史料记载，从秦汉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利用河套地区总体上西南高东北低的自然地势引黄河水浇灌而耕植，到解放前形成了与自然地势大体相同的十大灌溉干渠和与之相连的乌加河。乌加河是在黄河故道上自然形成，沿着河套地区北部边缘的狼山与乌拉山脚下，由西向东流，到了河套地区的东北角，形成了百余万亩水面的乌梁素海，再从河套灌区的东部边缘通过排水沟与黄河相通。这样，河套地区各大灌溉干渠从黄河引水，再经过支、斗、农、毛渠系进入农田，剩余的水汇入乌加河和乌梁素海。到了黄河枯水期，乌梁素海的水又有部分流入黄河，这就起到了排水作用。加上当时人少、耕地少，植被覆盖比较好，河套灌区的灌排水是基本平衡的。十大灌溉干渠及配套的支、斗、农、毛渠渠系是灌水工程，乌加河和乌梁素海及流人黄河的沟渠是排水工程。这在我国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确实是得天独厚，怎能不富?傅作义将军当年选择在河套驻扎大概也主要是看中了这一点。
解放后，当地政府将灌溉干渠裁弯取直，各大灌溉干渠和支、斗、农、毛渠的渠底普遍抬高。为了保证引黄河水自流灌溉，修建了三盛公拦河闸，并挖了一条与黄河相向的总干渠(人称二黄河)，建成了总灌溉面积超过600万亩的自流引水的河套灌区。这样，一方面引水方便了，灌溉面积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各级灌渠渠底抬高而导致大量渗漏，大水漫灌现象普遍存在，全河套的地下水位由下游往上游逐步升高。特别是河套灌区的排水工程有的是有规划未施工，有的是施工而未配套，因而未形成排水系统。人们称已经开挖的十大排水干沟(简称十大排干)为“十大白干”。同时，乌加河和乌梁素海也由于逐年淤积，排水作用越来越弱。加之1958年不顾条件大量种植水稻，致使全河套灌区灌多排少，甚至有灌无排，使河套灌区耕地盐碱化越来越严重，农业生产长期广种薄收，全盟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未能达到1956年的水平，许多社队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籽种，群众生活很困难。对此，李贵同志很痛心，也很不甘心，所以就动员全盟5000多名各级机关干部下乡与农民群众一起疏通和开挖排水沟，他还亲自到总排干(乌加河)挑土。从言谈中可明显感到，李贵同志对改变巴盟面貌是满怀信心的。他对我们说，我是1915年底出生，今年还可以说是59岁。听得出他是想说明自己改变巴盟面貌不仅有决心，还有精力和时间。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于1975年3月对李贵同志治理河套地区发过一篇报道，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经过努力，河套地区的耕地盐碱化程度从上游往下游逐年有所减轻，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1976年全盟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的1956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巴盟很快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盟的粮食生产和葵花籽等经济作物都不断大幅增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这是党组织的决定是党的工作啊!”
李贵长我28岁，但我们很聊得来，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设法见面，见了面总要聊聊。在聊天中，我既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也在体验他当时的所言所行，加上听别人对他的一些评说，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敬重这位老前辈。
李贵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被“罢官”后一直关“牛棚”。他是个信念坚定、性情耿直的人。六年的“牛棚”生活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但身体所受的折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原有的胃病和舌部的血管瘤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他和亲朋好友的担心。和许多党内的老干部一样，林彪事件后，李贵同志也于1972年被“解放”了。当时，他本打算先去上海看病，可就在即将成行的时候，组织上决定安排他到包头市委任副书记。这样，他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是接受组织上对自己工作的安排。那时包头市委领导的职位设置是：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他的排序是第五把手。当时很多人认为不能接受，说李贵同志原来是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无辜地被关了六年，还作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不公的。而李贵同志却毫不迟疑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很严肃地向为他鸣不平的同志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是党的工作啊!不要说副书记，就是副局长，我也去。”第二个选择是按原计划去上海看病。当时不少好心的同志反复劝他，还是按原计划先去看病，然后再说工作的事。理由很充分：身体确实有病，需要诊治；看病的事已经联系好了，折磨了那么多年也该疗养疗养了……李贵同志同样毫不迟疑地表示：“马上去工作。”他对家人和所有劝他的同志说：“我已经六年没工作了，人一生中能工作的时间有几个六年啊!”就这样，他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李贵同志的这一段经历是他在30年前和我说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掷地有声！30年来，他的这些言行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而且随着亲历社会实践的时间推移，越来越觉得难能可贵。我十分尊崇李贵同志的党性原则，尊崇这位党的高级干部对待党的工作的态度。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抓整顿，李贵同志工作很起劲。他多数时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研究，而且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让盟委办公室转告其他领导同志进行调查思考，准备讨论意见，一旦条件成熟就作出决策，付诸实施。比如，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公社一级的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大，不能适应农村工作需要。盟委就决定，从党政机关选调适合的年轻干部到公社工作，当时叫“充实基层”。就在我借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要结束时，我也被列入“充实基层”工作的名单。这年8月，盟委决定任命我到杭锦后旗黄河公社任副书记，盟委宣传部早我几年大学毕业的王富祥任书记，盟委政治部专门为我们俩开了欢送会。我们俩的热情都很高，第二天就到了公社，开完会后就去头道桥公社参加李贵同志主持的全盟农田水利建设现场会。
就在这时，盟委组织部收到了正式调我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记者的调令。据有关同志说，调令报到李贵同志那里时，他正准备参加中央在山